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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回看其基督信仰

孙中山诞辰150周年 回看其基督信仰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他是享誉世界的革命家,参与并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终结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建立了民国。其《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人物之一。孙中山是为基督徒,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一农民家庭,他自幼喜欢思考,经常向家人、老师询问宇宙及人生的奥秘,常使他们刮目相看。1879年,年仅13岁的他随母亲去夏威夷檀香山投奔其兄长孙眉。到达后不久,被送往英国圣公会所办的伊奥兰尼(Iolani School)英文学校读书。该校办学严谨,信仰气氛浓厚。除了开设圣经课程,还进行祷告会与主日崇拜等活动。孙中山不仅学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更明白了耶稣基督的真理。尽管尚未受洗,但他已是热心的慕道友,经常到教堂礼拜。孙眉知道弟弟信了“洋教”特别恼火,多次与孙发生冲突。一次,孙中山见到哥哥的雇工经常去拜关公,于是将佛堂的关公像扯下来,对他们说:“关云长不过是三国的人物,死后怎能降幅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此事引起孙眉的震怒,对他说“耶稣教的学校总免不了传教,我不愿你信奉他们的教义,还是回国吧。”于是孙中山被哥哥送回中国。

孙回国后,见乡亲沉迷偶像,遂与好友陆皓东跑到北帝庙,指着偶像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么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破坏偶像的事,引起乡人的不满,孙中山被迫和陆皓东前往香港。

到香港后,孙中山进入圣公会的拔萃书室(Diocesan Home)读书,并跟从伦敦会区凤墀长老补习国文。在区长老的介绍下,他认识了美国公理会牧师喜嘉理(Rev. Charles Hager)。据喜嘉理牧师回忆:“1883年秋冬之交,余与先生(孙中山)初次谋面,声容笑貌,宛然一十七八岁之学生,时其方自檀香山归。……余职在布道,与之觌晤未久,即以是否崇信基督相质问。先生答云:基督之道,余固深信,特尚未列名教会耳。余询其故,则曰,待时耳,在己固无不可也。嗣后数月,果受礼奉教,余身亲其事。其受礼之地,在香港旧设之华人学堂中,距现有之美以美会教堂,约一箭地,地不著名,仪不繁重,而将来之中华民国临时第一大总统,于是受圣礼皈救主焉。”(冯自由著:《孙总理信奉耶稣教之经过》)。在喜牧师主持下,孙中山与好友陆皓东在香港必烈者士街刚纪慎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在受洗后取名“孙日新”,既有《大学》“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更蕴含“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5:17)

孙中山受洗后,热心教会事工,到处传扬福音。“每星期日都到基督教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民国外交总长王宠惠之父)讲道,并热心传教事业。常随喜牧〔喜嘉理〕往香山传道,招得三人入教,盖初次习传道也。”(麦梅生:《基督教在广东》)。另据史学家罗香林所著《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记载,中山先生在假期时与喜嘉理前往香山县布道,一路分售《圣经》、福音单张,带领乡人信主。而喜嘉理牧师也回忆:“向使当日香港或附近之地,设有完善之神学院,俾得入院授以相当之课程。更有人岀资为之辅助,则孙中山先生者,殆必为当代著名之宣教士矣。以其热忱毅力,必能吸引多数人皈依基督”。

清末,朝廷腐败、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列强环伺。为了秉持公义,救人民于水火,很多基督徒纷纷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孙中山在西医书院时,老师何启(香港牧师何福堂之子)成为他的良师益友。何启批判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的糟粕,极力主张基督信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他鼓吹民权,倡议清廷变法及改革官僚制度。他的民权和法制思想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在教会中响应者甚多。孙中山十分喜欢何启的著作,“深受何启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提倡新政,革除旧弊的思想影响”。他也在何启等人的影响下,放弃医学,走上革命道路。对此,喜嘉理曾回忆:“当是时,先生始昌言中国之亟宜革新,而密筹实行革新之计划,中国牧师及其同道,闻其绪论,皆秘密与之结合,共谋进行。”(冯自由著:《革命逸史》)。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最初的会员很多都是基督徒,他们采用了基督教文明常用的宣誓仪式。据民国冯自由记载:“会毕,总理令各会员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各以左手置耶教《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如仪而散。”孙中山的很多革命同志也是主内的弟兄,如:郑士良、陈少白、陆皓东、左斗山、区凤墀、赵明、张果、林文庆、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等等。社会学者顾卫民指出,民国首届议会中,基督徒达到六十余人,基督徒对中国社会革命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因此,孙中山见证说:“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1912年9月,他在北京基督教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1896年10月11日,中山先生在伦敦被满清捕快逮捕,拘禁于清驻英使馆,拟押送回国处决,史称“伦敦蒙难”。10月16号,孙中山见到清使馆雇佣的英国仆人科尔,他问道:“你能尽力帮助我吗?”科尔反问:“君是何人?”孙说自己是流亡英国的“中国之国事犯”,柯尔对“国事犯”之名称未能领会,他问道:“你知道阿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的历史吗?”柯尔表示清楚。他立刻说:“中国皇帝之欲杀我,犹土耳其苏丹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以要杀阿美尼亚人,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中国皇帝之所以要杀我,因为我是一名尝试政治改革的基督徒。”他接着告诉科尔:“予之生死,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予命获全。否则惟有被宰割,受屠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若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要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要乎?更试思保全正直之英政府为重要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要乎?”(据《伦敦蒙难记》)。此后科尔找到孙的老师康德黎博士,并在他极力营救下脱险。这次遇险使孙中山经历了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他在给区凤墀长老的信中称:“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

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持守“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的教导,坚持政教分离的原则,他写给美以美会(即:卫理会)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他极力倡导信仰自由,保障在华福音事工顺利开展。在致恩师康德黎博士的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他还高度评价了教会对近代中国的启蒙,在《勉中国基督教青年书》中称:“此中国人民之得集会自由,初实多教会之赐也。由是风气渐开,民智日进,至今竟能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其影响所至,不为不大矣。”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在临终前一天,对亲人、革命同志留下遗言说:“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为予非基督徒乎?”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在其家书中也称:“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本文作者系福建厦门鼓浪屿三一堂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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