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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在华简史

景教是早期基督宗教在华发展的主要宗派,她是东方教会的一支,是古代蒙古、中亚、波斯、中东影响较大的基督宗派。

景教又称为聂斯托利(Nestorius,约368-451)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东方教会神职,相当于主教)。他是叙利亚人,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受予耶稣的神性,对当时教会盛行的“上主之母”提出质疑,建议以“基督之母”称之。主历428年,聂斯托利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历山大主教西里尔(Cyrillus of Alexandria)的猛烈抨击,主历431年,以弗所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后,多个教派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斯托利被革除主教职务,其教派亦定为异端(见:附录),他也最终在埃及安息。聂斯托利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秉承他的思想建立教会,在东方各国继续发展。为中世纪时期,亚洲影响最大、信徒最多的基督宗派之一。

主历1625年(明天启五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天主教宣教士和中国信徒轰动。当时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在《景教碑颂》作序说:“今日后,我国士大夫,不得复咎圣教之来何暮矣。读知千余年前,已盛行若此乎。”而他与不少士大夫都以“景教后学”自称。他们之所以如此激动,乃在于这块石碑的出土,见证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证明了早在唐代中国就有福音的传布。

主历635年(唐贞观九年)正是大唐王朝的鼎盛时期,此前大唐相继消灭了东突厥与吐谷浑,牢牢控制了河西走廊,使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自叙利亚的景教宣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本着“示存异方之教”的开放政策,派当朝宰相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不久,他得到李世民的接见。史载:“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唐太宗听了他所讲授的福音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因而礼遇这位远道而来的景教宣教士,准许他在中国宣教。阿罗本来华后,广传福音,翻译经书,将基督的真道带给了中华各族。3年内,陆续由波斯东来的宣教士,达到21位。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特许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兴建教堂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朝廷还提供经费支持,所敕诏书上有“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的说法,足见唐太宗对景教的扶持。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对景教更加推崇,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景教得以广泛流传。出现了“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甚至不少教士成为唐朝的政府官员。但是到了武则天称帝时期,她为了证明“武周革命”的合法性,曲解《大云经》,极力尊奉佛教,景教受到佛僧的猛烈攻击,景教教士只好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教士阿罗汉更将景教教义佛教化,终使武则天大悦,得以继续发展。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教士到兴庆宫讲道,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教士一起做礼拜,传福音。

唐代来华的阿罗本及景教宣教士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了让中国人更明白“主的话语”,他们采用了不少佛教、道教的词汇。如:三一妙身(三位一体)、慈父阿罗诃(天父耶和华)、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弥赛亚圣子耶稣)、八境(八福)、慈喜羔(神的羔羊)、三常(信望爱)等等。由于史料匮乏及译本失传,当时是否翻译了全本《圣经》已无从考查。但我们仍能从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知道一点当年的汉译经文。比如:“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太:6:3)“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太:7:4)等。

阿罗本、景净等宣教士为了让中国信徒敬拜、灵修,遂将《荣福经》、《赞美经》等平时吟唱的赞美诗翻译成中文。而在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鸣沙山石室发现一卷《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的写本,带回法国研究后,发现这是早已失传的景教赞美诗。这个歌本重现天日,见证了一千三百年前福音在中华传播的历史。这首赞美诗后经梁季芳重新谱曲,收录在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里,为第385首。

景教宣教士也从事不少社会事业,尤其是积极从事医疗事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到“病者疗而起之。”不少宣教士精通拜占庭、波斯等地医疗技术,杜环的《经行记》载到:“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而医疗宣教士秦鹤鸣更是成了宫廷御医,他因为治好了唐高宗的疾病而在中国史书中留名。而在唐肃宗时,景教教士伊斯效力中兴名将郭子仪。伊斯因协助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皇帝赐予紫衣袈裟。

正当景教蓬勃发展之时,主历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的谗言,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被佛教称为“会昌法难”。尽管灭佛运动针对的是佛教,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包括景教在内其他外来宗教(祆教、摩尼教等)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景教在唐朝的地位一落千丈。唐僖宗年间的黄巢起事,又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仅广州就有很多景教徒遇害。经过唐末的社会动荡与灭佛运动,景教在中原地区势力衰微,几乎绝迹。

从唐至元300多年时间里,中原是否有景教徒呢?目前并无太多史料和出土文物佐证。然而在1994年初,泉州出土了一块刻有十字架的墓碑,根据学者考证,墓主人是两位汉族妇女,皆为景教徒,立于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即元军入泉州前一个月。由此认定南宋闽南地区已有福音的传播,而非元代色目人传入,这可以成为一条线索,探索汉地在这段时期里是否有景教徒的依据。

唐代景教虽然受到巨大打击,几乎在中原销声匿迹,但在其他地区仍然得到发展。不仅西方在十字军时期一直流传“东方约翰王”的传说,蒙古高原的汪古、乃蛮﹑克烈等部族都有很多的景教徒。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随后他和他的子孙发动了三次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在蒙古占领区,生活着不少景教徒,他们有的成为蒙古帝国的官吏,有的作为俘虏充当仆役,来到中国工作生活。他们和原有蒙古部族中的景教徒一起,形成了元代的景教徒群落。

成吉思汗的四儿子拖雷娶了克烈部的唆鲁禾帖尼为妃,她的儿子忽必烈后来成为元世祖(也是蒙古大汗蒙哥、阿里不哥,伊尔汗国建立者旭烈兀的母亲)。由于母亲的关系,忽必烈对福音特别宽容,信徒得到很多优待。太后经常在皇宮中举行敬拜,带领许多官员信主,起用许多基督徒作官,促成了元初福音的兴盛。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时,北京、大同、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喀什、叶尔羌、伊犁、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泉州等地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另据学者研究,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景教徒三万多人,设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镇江也有大兴国、云山、聚明、四渎安、高安、甘泉、大光明、大法兴等八座教堂。

在元代基督宗教(包括景教与天主教,但景教徒居多)被称为“也里可温”,意为“有福人”。忽必烈为了管理也里可温的事务,于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设立崇福司,管理教士及十字寺(教堂)。此后改为崇福院,归并所属全国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全部事务均归崇福院管理。七年,复改为崇福司。有司使、同知、副使、司丞等官。

元代景教主要在蒙古人与色目人中传播,仅有有少数汉人信主。元代不少高官是景教徒,比如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马祖常为光为盐,他在为官时,在朝廷中提出很多有益法令,造福百姓。文献中记载他非常注重孝道,甚至向皇帝上书,提倡一夫一妻制。元代也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外出宣教士,1275年,景教教士列班扫马和马忽思离开中国结伴西行,他们在今巴格达落脚,马忽思后被任命为当地教会主教,列班扫马则前往欧洲,访问教会与国家。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对景教进行了压制,景教再度在华衰微。随着中亚、中东等地伊斯兰化的深入,景教的处境日益艰难,无力再向来中国宣教。中华的福音事业也转到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手中。

现在全中国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景教徒,他们都是九十年代末期从中东地区来香港经商的信徒,人数并不多。香港的聂斯托利教派主教除了负责牧养香港的信徒以外,还要同时兼顾东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所有信众。

附录:景教是异端吗?

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托利为异端。而到了1895年,聂斯托利晚年的一部著作在叙利亚被发现。在该书中聂斯托利否认以弗所会议的指责,并为自己辩护。他的解释与当年教会的指控不同,而接近正统的基督论,从而有学者开始怀疑“聂里脱利主义”是否真的是教会传统指控的“异端”以及以弗所会议的结论是否客观公正。

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教会签署了《共同声明》,天主教放弃在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议上对于聂斯脱利的裁定,转而接受其提出对于玛利亚的称呼“基督之母(Mother of God)”或“我们天主救主基督之母(the Mother of Christ our God and Savior)”等等。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证明聂斯托利不是异端,景教属于普世教会的一员。

延伸阅读:

本文只是粗略介绍景教在华的发展情况,广大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如果兴趣可深入阅读以下图书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商务印书馆,2014版
林悟殊著:《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葛承雍著:《景教遗珍》,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翁绍军译:《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版
聂志军著:《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殷小平著:《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唐晓峰著:《元代基督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84年版
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伊尔汗国史料),大象出版社,2009年。

此外诸如《陈垣全集》、《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等书籍都有关于中国景教的内容与研究。读者还可到中国知网搜索“景教”、“也里可温”等词汇,寻找关于中国景教的研究论文。

(注:本文作者为福建厦门鼓浪屿三一堂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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