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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圣诞=汉奸=不爱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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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从十博士反对国人起,每到12月,总会出现一些抵制圣诞的言论。他们普遍认为,圣诞节是西方的节日,中国人不要过,甚至有些极端的人指出,谁过圣诞,谁就是汉奸。

“汉奸”一词,可能是当代网络较常使用的词汇之一。每当国际上出现对华不利的事件,历史文化的观点论战(比如:明、清之争)甚至使用了某些国家(日货等)的产品,一些所谓的“爱国者”总会将“汉奸”的名号加给那些他们认为的“坏人”。从《辞海》对汉奸的解释是,“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或引诱外国入侵中国,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比如:抗战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殷汝耕等等投靠日寇,卖国求荣的人都可视为汉奸。因此,只有在明确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存在出卖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视为汉奸。那么根据一些极端国粹派和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汉奸吗?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

任何一个文明的产生,都不是独立完成的,而是在广泛吸收其他文明的成果上取得的。比如:西方文明就以希腊、罗马为基础,融合了希伯来、埃及、古巴比伦以及波斯等等文明的因子,建立起来的。而中华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是在不断向外汲取养分中成长的。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在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外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不断地充实着华夏文明,使之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自从张骞通西域,中国就打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亚、印度、波斯乃至中东、罗马的各种宗教、文化、艺术甚至食品、日用品等通过丝绸之路纷纷进入中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历史学家雷海宗指出的,“从公元383年至20世纪,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产生深刻影响,无论在血统或文化上都起了大变化,但中国的个性并未丧失。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虽然此论并未成为共识,但不可否认,中国在外来文明影响下,发生了巨变。

进入大航海时代后,中西方交流日益紧密,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入华,形成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而在近代,中国饱受列强的侵略,加之国内动荡,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很多有识之士为了救国存亡、富国强兵、拯救黎民于水火,纷纷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文化的浪潮,造成了中国“数千年之大变局”。到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学习有用的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形成,正是16世纪以来,三次学习西方文明的结果,外来先进的科学文化,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也让整个国家摆脱落后与屈辱,成为令人瞩目的大国。因此,从文明发展规律以及中国历史的发展看,接受外来文化,并非损害国家利益的举动,而是国家发展的必须。认为接受西方文化就是汉奸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吸收外来文明是好的,但圣诞节是西方宗教的产物,将会影响国人对传统文化甚至是国家的认同,因此国人不能过。对于这个问题,且不说很多人并不知道圣诞节的内涵,只是借此娱乐消遣而已。他们不仅在圣诞狂欢,春节、中秋也同样如此,无论传统还是外来,他们都趋之若鹜,何来降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很多基督徒不仅过圣诞,同样也过春节、清明节、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并没有因为信仰,而失去了文化认同。至于那些反对中华文化的极端信徒,也基本上反对过圣诞,成了除国粹派、极端民族主义外,激烈的抵制圣诞者。

至于对国家的认同,这个跟信仰何种宗教或者喜爱某种文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很多基督徒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但也热爱自己的国家。正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战中,很多基督徒与全国民众一道,投入到抗日救亡中。比如:七七事变殉国的佟麟阁将军;将《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呼吁抗战的刘良模先生;不顾年纪老迈积极为抗日奔走呼号的“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等等。这些基督徒都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而认同传统文化的人也不一定就爱国。最典型的莫过于伪满总理郑孝胥,他是传统文化的积极鼓吹者,在书法上造诣颇深。可惜的是,他晚年鼓动溥仪投日,并起草了伪满的建国宣言,成为令人不齿的汉奸。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那些认为过圣诞就是汉奸的言论是严重错误的,他们无视文明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历史与现状的事实,盲目地排斥西方文化,展现了其无知与偏执。

最后笔者给大家讲个故事作为结束。以前有人在群里说,“过圣诞是汉奸。”我反问他,“今天几号?”他回答:“12月25日。”我马上反驳:“原来你也是汉奸啊,居然连农历腊月初一都不知道,只知道洋人的历法。不清楚中国历法。”对方一时语噻,不再说了。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教会一位同工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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