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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圣经》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王韬与“委办译本”

汉译《圣经》中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王韬与“委办译本” 复活节十字架圣经百合花96

汉译《圣经》在中国近代拥有最多的译本、讨论最为频繁、使用语体非常丰富,对近代中国的文化有很重要的影响。谈及汉语《圣经》的翻译者,西方传教士当然拔得头筹,如大家熟知的马礼逊、马士曼、裨治文、郭实蜡、麦都思、狄考文等。其实,在《圣经》汉译的过程中,传教士都会需要中国助手来协助译经。

随着汉译《圣经》在中国的成熟,这些作为助手进行中文笔录及加工润色的中国人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不可或缺”,但他们鲜为人知。其中必不可少要提及一位中国学者——王韬。王韬是汉译《圣经》中最应该被提及的华人学者。

王韬原名王利宾,字兰卿。清道光八年(1828年),王韬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1845年考取了秀才,次年去南京应试落第。1847年其父王昌桂前往上海,在墨海书馆为西方传教士讲授经文。此时正是“委办译本”在上海开始集中翻译的时候。同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主持的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是由英国伦敦传道会在1843年创办的,是晚清时期上海出现的第一个现代出版社。墨海书馆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并雇佣了一批中国文人协助译书以便更好地翻译出版西方书籍,这也为像王韬这样的中国人参与《圣经》等西方书籍的汉译提供了平台和条件。该书馆对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韬在1849年应麦都思的邀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王韬在墨海书馆给麦都思担任助手,工作踏实认真,协助麦都思重新翻译《圣经》。王韬协助麦都思翻译完成了《新约全书》的剩余部分以及整部《旧约全书》。协助工作直到1862年,因为给太平军一位将军的进言书被发现而遭到缉拿。在墨海书馆同僚的帮助下,他幸运地从上海逃离到香港。在香港,王韬开始帮助理雅各翻译整理中国的经典书籍,并在香港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循环日报》,由此逐渐成为一位政论家和中国报业的先驱。

作为著名译本之一的“委办译本”,它在汉译《圣经》的历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王韬在汉译《圣经》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委办译本”的文字修饰工作,使得该译本语言流畅、文笔优美、极具可读性。由于语言通顺,该译本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之一,备受好评。王韬在该译本的中译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韬得以在汉译《圣经》中取得重要地位,这与他的推荐人麦都思的译经主张是密切相关的。其实,在“委办译本”出现之前,传教士们对《圣经》的翻译原则就有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翻译语言是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本以完全符合上帝之言,还是融合汉语习惯,立足中国文化本身来理解其信仰,以中国读者更易读懂和理解的语言来译经;第二个是使用更为书面的文言以博取知识分子的眼球,还是使用较为通俗的文言以便于吸纳更多的阅读群体。对于这两个争论点,麦都思的观点是倾向于以雅致的文风,更易于理解的词句翻译《圣经》,既可博得知识分子好感,也易于被初识文墨之人所接受。而王韬的文字工作正好符合麦都思所向往的雅致文风。

在“委办译本”翻译的过程中,以裨治文、文惠廉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坚持直译和俗译,要忠实于上帝之言并且使译本通俗而易于被贫穷人所理解,而以麦都思、施敦力为代表的伦敦传教会坚持意译和雅译,认为语言要贴合汉语习惯,译文雅致而流畅并且便于知识分子和初识文墨之人所理解。因彼此不同的翻译主张而使得合作译经的愿望落空。《新约》部分主要由麦都思来负责,而《旧约》是由裨治文和克陛存主持翻译工作。

由于麦都思倾向于汉译《圣经》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阅读和接受,所以他想要寻找一名中国本土译者的帮助,这位中国人必须态度虔诚认真,并且对本国的经典文化具有深厚的修养。在此标准下选择了自己的私人教师王昌桂作为助手,王昌桂开始参与“委办译本”的翻译工作。他协助麦都思翻译了《新约全书》中到《罗马书》的部分。对于王昌桂的中译工作,麦都思在之后写给伦敦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他饱读经书,可以说是一座‘活图书馆’,能得到这样一位博学并且精通本国文学的人协助翻译工作,是很让人欣慰的”。但是还没有完成《新约》的翻译工作,王昌桂就不幸病逝了。王昌桂去世后,麦都思开始寻找顶替他的人。其他翻译助手为他推荐了王昌桂的儿子王韬。王韬虽然学问不及父亲,但他对才学的运用高于其父一筹,加之写作文风雅致,思想圆通。故麦都思两次遣使送函,邀请年纪尚轻的王韬到墨海书馆参与汉译工作。1849年王韬进入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进行译经工作,在墨海书馆,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和出版。

1843年,来自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城市的英美传教士代表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重新翻译《圣经》的问题。传教士译者每人都有一名中国助手,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组成了一个协助群体,这些助手都是才智出众,学有专长的人。王韬被“委办译本”委员会正式聘为文字襄理员,负责中文的修饰和修改工作。王韬被允许有自由的权利对文句进行改动,使得文句读起来通顺流畅,一气呵成。在王韬的修饰润色之下,从文白夹杂到优美的文言,该译本的译文风格雅致而具有可读性。

“委办译本”出版刊行后,王韬名声大振。很多传教士读后发现“委办译本”的风格,实际上就是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的文笔风格,语言华美简洁,很好地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语言融入翻译中,使得译本具有文学魅力。也有人持有否定的意见,认为王韬更多的运用了中国传统典籍哲学的说法,以及为使得译本语言简洁易懂而牺牲了许多准确的地方,这些都有违于忠实于原文。其实,王韬对基督教的教义大致是有所了解的,在对文字修改润色中也是重教义的。虽然因不同的立场而褒贬不一,但是从“委办译本”刊行后广为流行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王韬的成果备受肯定。

总之,在“委办译本”的汉译过程中,王韬的文字事工对该译本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参加委办译本的工作之初,王韬的目标是以“达”和“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绝对忠实上帝之言并不是王韬的首选,故尽量使其语言流畅简洁、文笔表达优美、具有可读性。这部著作是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主要读者,让中国人在读到来自异国的基督教思想文化时,可以更易于读懂和理解。在王韬必不可少加工润色下,“委办译本”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群体,受到高度的赞誉,多次被再版重印,使得委办译本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之一。王韬作为中国人在汉译《圣经》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

【2】  赵维本:《圣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

【3】  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载于《上海科技翻译》,2000年第1期。

【4】  游斌:《王韬、中文圣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载于《圣经文学研究》,第1辑。

【5】  (美)韩南:《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2期,2010年3月。

【6】  刘念业:《“佐译典籍贯中西”:王韬的翻译事业》,载于《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2015年3月。

【7】  颜方明:《严复与马礼逊的“信达雅”理论及圣经翻译对比研究》,载于《外语与翻译》,2017年第1期。

【8】  Jost Oliver Zetzsche:The Missionary and the Chinese“Helper”:A Re-Appraisal of the Chinese Role in the Case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载于《中国基督教史集刊》,200年第3卷。

【9】  刘俊:《圣经翻译史》,载于《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第24卷,2008年第10期。

【10】姚达兑:《晚清传教士中国助手的身份认同问题——以王韬、管嗣复、蒋敦复为中心》,载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

(注: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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