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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会与“慈善”

早期教会与“慈善” 义诊现场

在基督教二千多年的岁月中,初期教会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一段意义非凡的时光。从“使徒行传”的年代,至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宣布基督教合法化的三百年间,基督教一直面临着来自罗马帝国的逼迫。但同样也是在这三百年间,基督之爱,开始在罗马帝国中扎根和生长。

早期基督教的处境和条件,与今日大不相同。早期的教会,没有圣经的普及,没有教堂建筑,也没有讲道。早期的基督徒,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社会底层。耶稣大部分时间,是与穷人、病人和受鄙视之人一同度过的。在文字阅读没有普及的年代,圣经信息的宣讲,大多时候是靠口耳相传。教会在当时并不合法,不能拥有教产。基督徒的聚会只能秘密进行,或者在家中,或者在地下墓穴。聚会的中心环节,是圣餐礼,即庆祝耶稣的复活。崇拜之中,甚至没有讲道(讲道是在公元16世纪才开始成为聚会的中心环节)[1]。对比今日,早期教会可谓是一无所有,但却并未影响信徒们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以及关于“上帝国度”信息的宣讲。

耶稣在升天前曾经有一段教导:“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馬太福音28:19-20)这段经文被称为“大使命”。 在另一福音书中,也记载了耶稣类似的教导:“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马可福音16:15-16)这两段经文,作为广传福音的圣经依据,深受大公教会历代信徒所喜爱。

早期教会忠于耶稣的上述教导,以门徒入世的方式,实践“教训”和“遵守”耶稣“凡所吩咐的”,致力于“去使万民作门徒”。早期教会,更根本没有“福音布道会”或“奋兴布道会”。“福音传道”大多是在厨房、店铺和集市中进行的。大多数归信者,都是因着一些无名基督徒的见证[2]。正如教会历史学家哈那克(Adolf Harnack)所指出的,早期教会并不单靠口传福音,而是用“服侍的爱(ministering love),去见证和宣讲“爱与慈善的福音”(gospel of love and charity)[3]

“慈善”(charity)之于教会,有着特别的意义和渊源关系。charity一词最早出现在12世纪初的《圣经》英文译本之中。Charity源自拉丁文caritas,即武加大译本对希腊语agape的翻译[4]。 所以,“慈善”(charity)最初的本意,就是来自基督的爱。

在早期教会中,“慈善”(charity)是信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早期教会不仅存在着大量的私人间的施赠行为,而且从一开始就设有神职人员参与的“教会基金”(church fund)。根据现有的早期教会相关史料,情况大致如下:每个礼拜日或者每月一次,以金钱或其它形式的捐赠,被带来给交给主礼人,主礼人将其摆放在上帝的桌上,并在上帝面前使之祝圣。然后,领受者们从上帝的手中获取。按照哥尼流(Cornelius)主教所记,“它是上帝的恩惠与慈爱支持供应你”(Tis God’s grace and philanthropy that support you.)。主礼人可以决定哪些是领受者,以及分发的数额。在这一事项中,主礼人需要得到执事的建议,因为执事被认为最清楚在场的每个人的情况。执事还有更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分发各式各样的捐赠物,或是在仪式最后,或是去到有份者的家中。此外,“爱筵”(love-feasts)也是其中常用的一种方式。“爱筵”最初源于“主的晚餐”。它的意义在于,按照每人力所能及的奉献,通过共同的一餐,让穷人有的吃有的喝,使富人和穷人一样,实现合一。公元250年时,罗马教会基金支持供应的对象,包括100名神职人员和1500名穷人。[5]

教会“慈善”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教会内部。曾经担任主教的特土良(Tertullian,150年-230年)写道:“真正的慈善,是在街头上花费的开支,比用在圣殿里更多”[6]

教会历史学家哈那克将早期教会 “爱与慈善的福音”,归纳为十大类:(一)经常性的与教会相关联的施赠;(二)支持供应教师与事奉人员;(三)支持供应寡妇和孤儿;(四)支持供应病患和体弱者;(五)关顾被囚的与矿上的受苦者;(六)关顾需要被埋葬的穷人和普通的逝者;(七)关顾奴隶;(八)关顾灾难遭难者;(九)教会为从事工作和持续工作提供支持;(十)关顾或招待旅途中的基督徒和在贫穷或困境中的教会[7]

在早期教会时期,最首要的关顾对象,是寡妇和孤儿,她们构成了当时穷人的主体。在教会中,寡妇有一个特别荣耀的称呼,是 “上帝的祭坛”(God’s altar)[8]。圣经中也有记载,“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 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 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雅各书1:27)教会最初开始设立执事一职,甚至就是为了关顾寡妇的日常饮食。“那些日子,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日常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徒6: 1)为更好地为包括寡妇在内的众人“管理饭食”,十二使徒按立了司提反等七人(徒6: 2)。这后来成为教会执事职分的起源。

源于“基督之爱”的教会“慈善”,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社会中,带来了变改和更新。最大的变化,就是在社会中产生出对病人和穷人的照顾。罗马人的“大度”(liberalis),是施与那些以后会會回报他们的人。但基督徒的“爱”(caritas),却只是为了使对方受益。希腊罗马文化对弱势者、病人、濒死者,缺乏关怀。每当瘟疫到来,往往是弃而不顾。与罗马社会的世态常情相比,同情成为当时基督徒公众行为的显著特点[9]

就这样,人类历史上最为吊诡的一幕出现了。在基督教最初的三百年间,一边是罗马帝国的逼迫,无数基督徒为信仰走上了殉道的道路。哲罗姆曾这样形容当时罗马人对基督徒的杀戮:“全年之中除了一月一日,没有一天不天不杀人,每天殉道的圣徒达五千之众”[10]。另一边,是无数无名的基督徒,每日与穷人分享日用饮食,照顾病患和弱者,为逝者举行葬礼和掩埋尸体,不断见证和分享基督信仰。教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给罗马帝国带来了变改和更新。

医院的建立,是基督教給罗马帝国带来的一大变化。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医院,曾经只是为士兵和角斗士而设立,普通公民并没有医疗机会。出于对病人和穷人的关顾,公元313年基督教合法化后,尼西亚会议要求各地主教建立医疗设施,设立济困收容所为穷人和朝圣者提供医疗和住处。公元369年,第一座医院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今土耳其境内)主教管辖的大修道区中建立,此后君士坦丁堡、罗马、北非地区主教纷纷效法。这些机构后来被称为“世界上的首批自发慈善机构” [11]

在基督教而言,历史既是人对上帝的肉身,也是上帝救赎的经世。回顾基督教最初三百年的历史,教会之中没有圣经普及,没有教堂,没有讲道。基督信仰和使徒传统,是通过无数无名的基督徒,在圣餐礼、洗礼、慈善,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见证和真理分享,得以传承并加以发展。“慈善”(charity),这种源自基督的爱,面对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罗马帝国的逼迫,却在当时最为辉煌的罗马帝国文化之中扎根和生长,成为了人类文明变改和更新的力量。

“神爱世人”,是信实的历史。

(孙山亦博士,慈善顾问,曾任福幼基金会广州公益项目统筹主任,澳门大学绍邦书院导师。)

[1] 胡斯托·L.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卷)(赵城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06-109页。

[2] 胡斯托·L.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卷)(赵城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115页。

[3]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48.

[4] 周真真:《charity概念在英国的历史流变及其社会意蕴》,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1期。

[5]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p.156-157..

[6]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63.

[7]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53.

[8] Adolf Harnack, The Mission and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Glouceste: Peter Smith, 1972), p.159.

[9] W·安德鲁·霍菲克:《世界观的革命》(余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29-130页。

[10] 约翰·福克斯:《殉道史》(苏欲晓、梁鲁晋译),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年,第9页。

[11] W·安德鲁·霍菲克:《世界观的革命》(余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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