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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秉彬访谈:当代中国基督徒的使命与担当

卞秉彬访谈:当代中国基督徒的使命与担当 卞秉彬

2018年12月1日是第三十一个“世界艾滋病日”。

国内关注艾滋人群的民间人士大有人在,卞秉彬就是其一。由他发起的爱与生命慈善行动——爱与生命中华大爱迎世艾“慈善与艺术”主题活动在日前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行,与会的爱心人士们一起探讨了收藏拍卖与慈善事业相结合的道路。

这位出生于上海的上海作家协会作家,同时也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关爱基金项目发起人,是凤凰卫视独立民生专家、社会评论家,中国青少年发展问题办公室及北京青爱基金会爱心大使……

上世纪90年代,卞秉彬放弃了安稳的国企工作,虽有恐惧纠结,依然坚定地想要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本世纪初,他置身于当时并不被大众看好的互联网行业,创办了互联网人力资源行业协会,他说他不是自顾自地工作,他要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他在中国提出和宣扬“不会跳槽的人是可耻”、“就业权就是人权”等观念,给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带着革新;在追寻着人生价值的道路上,在事业名利爱情的大丰收之际,他突遇致命的打击:得了忧郁症,有了癌细胞……

五年的谷底经历之后,这位基督徒已然脱胎换骨,从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上,转而投身到慈善公益事业当中。2015年,他创立了上海慈善基金会“艾滋病专项基金”,多方奔跑筹措资金,并多次举办慈善活动,致力于帮助被视为当代麻风病的艾滋病患者们。他说,今日的基督徒绝不能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无动于衷,那绝不是基督的精神。

前段时间,卞秉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基督教两会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福音时报同工有幸就当代基督徒的使命与担当等问题采访了这位基督徒社会慈善家。

福音时报:在中国经济腾飞,充满自信,拥抱世界,大国崛起的新时代背景下,你认为中国基督徒在当今中国寻求自己的使命时,应该如何解读和定义这个新时代,又应该从哪些维度来思考和定位?

卞秉彬:首先,我认为中国基督徒要成为社会道德的标杆和先锋。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但是社会的价值观呈多元化,部分群体道德滑坡和价值观迷失是客观事实。在这样的时代特征面前,我相信神给每一个当代的基督徒赋予了时代的特殊任务。

对基督徒来说,在信仰中,首先要坚信《圣经》的每句话都是真理,《圣经》最主要的教导就是关于是非的观念,《圣经》就是是非标准的源头。我们相信神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黑白分明。而且我们相信世间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它是我们所坚守的神的诫命,也是天国的标准。

在这个过程中,基督徒具备着神圣的使命,我们如何把自己的信仰活出来,也是我们如何把自己的道德生活建造起来、把道德模范作用树立起来,要成为有正能量的,为社会做光做盐,在一切不好的事情和环境中成为好的、积极的,要影响不好的,让他们被好的遮盖和改变。 

今日中国的家庭伦理道德已然不可回到儒家时代,血亲伦理家庭关系名存实亡,基督徒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做出楷模呢?我们相信,家庭是神对人的祝福。一个家庭里有男人和女人,他们各自的使命、义务和担任的角色都有明确的规范和律例。我们要在社区 、企业、人群和族群中荣耀神,活出从圣经中接受的明确信息,男人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女人要有约束和对对方的付出和自我节制。 

出自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价值观,已成为全球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现代文明的标志。中国是无神论国家,但是宪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面对国内失控的传统家庭所造成的危机局面,基督徒有当之无愧的使命和责任,来巩固一夫一妻制家庭和使其美满。 

其次,我们要成为社会服务的开拓者和奉献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经济的价值观深入人心,很多人都积极地赚钱以谋求个人的幸福。但同时,很多个人和群体渐渐觉得,他们并没有幸福,反而生活压力很大。 贫富差距加大,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关注,比如国家积极地在推动“精准扶贫”。对此,基督徒需要在当今时代中履行信仰的责任、活出见证。

基督徒奉献和服务社会的标杆是耶稣基督,在圣经中有关于他服务工作的教导“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可以看到,为国家和人民舍生忘死的时代伟人,都是积极用自己的生命为更多人谋福祉,是利他主义的标杆——“为人民服务”,其服务的标准和理念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舍己的服务社会的理念,是教会人士在参与社会服务中的基本精神。在近20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教会在医疗,教育,文化,社会服务等领域都作出无可取代的贡献,例如:中国建立协和医院的时候,把先进的医学知识引进到中国,大大降低了妇女生育死亡率。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培养了妇产科专家的本土人才,其中杰出的代表林巧稚。她所做的得到社会的认可,虽然她没有入党,但是国家依然给她很高的荣誉,为其建造纪念碑。在教会里,对此却并不过分提及,因为这是基督徒服务社会最基本的理念和标准。在中国现代化教育领域,教会人士曾经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公开的首办的女子学校,开创了妇女享有教育权的先河。在当今医疗,教育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教会人士应该效仿先贤榜样,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排头兵。 

在当今社会,如何活出利他主义精神,这是我们所面对的课题和灵魂的争战。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当彼得无话可说时,他说的是“你去喂养我的羊”,爱耶稣的标志是多做利他舍己的工作。耶稣明确要求追随他的爱他的门徒,应该多做给予爱的利他的工作,教会人士在社会领域,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在世界历史上,教会是全球近代慈善事业的推动人和奠基人,中国曾经的慈善机构许多都是由教会创办,在去年中国划时代颁布慈善法,习主席亲自抓“精准扶贫”,彭妈妈成为联合国艾滋病和结核病亲善大使的当下,教会都应该力争回归历史的本位,为国家和人民多做荣神益人的工作。

第三,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基督徒应当承担桥梁的作用。

中国正在不断向世界进发,在这个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可和推崇是很重要的一个时代特征。中国成为了世界列国中不可或缺的地区和族群,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做到让最广大的族群认可,团结更多的人,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督徒可以思考的。恰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中,《圣经》指向天国,正是千百年来永不懈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督教是一个普世化的宗教信仰,所谓的普世化,就是只要是人都能认同,反过来,耶稣教导我们的也是爱人如已,这里面没有民族、国家、文化和高低贵贱之分,爱是我们认识所有知识、文化和资讯的源头。因此我们相信,大国崛起,成为世界人的福祉和为人类做工作的时候,应该以爱为前提,对此,坚信“爱是永不止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着不可推辞的重任,换句话说,中国的基督徒都应该为全世界谋福祉,以爱为福祉、划分普世的是非标准,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石。

基督教的核心是《圣经》,在全球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各国主流社会中,保持着跨区域价值观的统一性。这成就了中国基督徒与世界各国基督徒之间交流与互信的基石。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思考如何帮助国家来承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如何以普世化信仰的共识来成为我们国家面向世界的积极的桥梁。在世界各国的教会中,有影响力的机构和个人,如何共同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祷告和建造,就等于在全球信徒中活出耶稣的教训,“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联合国从发起到成立,都是以《圣经》中的价值观为基础,在大厦的墙壁上刻了《圣经》的经文。“祂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在当今联合国成员中,很多有影响力的国家也是基督教价值观的国家。目前与中国发生经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以至于发出中国威胁论论调的国家,大多也都是基督教价值观的国家。甚至于特朗普的就任,也都会受到美国几个主要教会的影响。

因此与西方社会在消除误解、达成共识方面,中国的基督教会有非常重要的天赋,因为我们是共有一本《圣经》,它是构建我们价值观的母体。在中国历史上,宋美龄曾经去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中国抗战的胜利及中国航空事业的创建赢得了美国的支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宋美龄之所以能取得美国人的支持和信任,也是基于她的家族基督教信仰得到了美国教会人士的支持。在她的演讲过程里面,有记者问中国抗战胜利之后如何对待日本人民,宋美龄给了一个经典的答案:惩罪而不恨人。这个观点赢得了欧美世界广泛赞誉。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句话是出于《圣经》的价值观,是对普世价值观的经典解读。

各国基督徒都用爱来联结,成为推动者,基督徒是最合适的桥梁,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道德语言,有同样的文化背景。

福音时报:您刚刚谈到,历史上,基督教对于世界和中国都有积极的贡献与影响。想具体问一下,从基督教的千年传承和传入中国的百年历史中,您觉得哪些宝贵经验可以被挖掘出来? 

卞秉彬:作为教会,永远要看《使徒行传》,真正教会的标杆是使徒行传的教会,里面的教会建造经历,是上帝对于我们的引导,当人想要扭曲信仰准则的时候,上帝也会亲自带领教会走出埃及地。

如今中国教会的建设,应该以这样的准绳,在信仰上扎根、履行我们的责任,在教会的扩展和同工队伍的建设上都显出生命力。并且,要在《使徒行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建立教会,显出“中国特色”。

从内部的管理和典章来说,可以参考国家相关团体做的好的,很多世界著名教会的管理案例也能成为我们创新和补充自己的标准,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特色。教会对于中国自身的使命和特质,要有所践行,有接地气的方式和形态。 

举例来说,中国妇联的任务是帮助妇女和儿童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教会内有服务孩子的侍奉,可以和妇联联合,帮助教会内妇女儿童权益的落实,让他们成为社会的楷模。在教会里有一些项目,如:儿童学英语、乐器等艺术都是免费的,在社会上则需要请私教,而我们可以携手妇联帮助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获得教育资源。教会可以和社会相关团体互动和联合,使国家政策得以更好地扩展和落实。

福音时报:您也提到,基督徒要思考如何帮助国家来承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我们也都知道,基督教具有普世性。那您觉得,中国的基督徒当如何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基督教机构及基督徒产生联动呢?

卞秉彬: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世基联(WCC)对全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也和中国教会有联系和互动,但很多的沟通工作能显出果效来。希望中国教会在与国际基督教机构的互动上能够有所改良,切实地做一些工作,与他们产生共识。如果在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中国教会可以做些事情,那么对于国家的外事工作将会有积极的意义。

福音时报:“中国人对待工资、房价、物质增长等方面的态度堪称半个专家,但对于爱和生命的态度需要反思,”这是您曾经提出的观点。就上海慈善基金会关爱艾慈病专项基金和你所了解的基督徒从事的不同社会服务领域而言,当代基督徒对社会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卞秉彬:今天所产生的影响远远不如历史的当初,原因很多,但我希望教会能更有效地来抓住原因的核心,进行一次赎罪化的反思:我们到底是不是在以奉献的精神做利他的工作,如活祭一般地献上?

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舞台上,无论是在引领一种道德规范或者建造一种诚实的良知和爱心方面,我们都没有做到自己的本位。如果教会没有或者不愿意去服务社会,这就像法利赛人一般——只会空喊口号。如果真正有示范性效果、有建设型的推动和奉献型的建造,这样才真正称得上是践行信仰。

一个合格的信仰者在做世人认为是愚拙的事情,这才是神的美意和智慧。相对于主流价值观来说,才是一种舍己型的对抗。其实,我们的信徒不是不想做,而是缺少合适的组织、管理和信赖方面的教育,也缺少见证好好牧人的信心。我们把时间纠缠于对自身事务和自身命运相关的利益诉求。很多人会把本职工作作为职业来看,他们在建造信徒的属灵过程中,就缺少以身作则的见证;而信徒所关心的是由神来改变自身的命运,是自身利益的繁衍,关心的都是自己的健康、婚姻、家庭和事业。这也违背了基督教的信仰。

从教会历史中不难发现,教会有其时代的烙印,但也有走出烙印的能力,我们要单单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不要去看众人的问题,也不要参与教会与教派之间的互相指摘,而要引导、组织和推动大家,去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藉着“两会”这个管道,可以联合全国的信徒和教牧同工,为民众提供利他价值的事情,通过社会服务的践行,让社会感受到温度和亮度。 

福音时报:我们知道,中国当下存在着登记教会和非登记教会,基督教会内部也存在着一些分歧与矛盾。对于一些不和的因素,你觉得基督徒当如何面对?

卞秉彬:首先,基督徒们不要再纠缠于历史成因。目前中国的三自教会,需要着眼于中国基督教会本身的发展。作为社会团体中的一个,教会要和其他的团体一起与时俱进、不断变革,承担时代重任,迎合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中国基督教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是我人生的美好经历,是上帝对我使命的呼召,我有义务和责任来积极推动教会事务的变革。如果有人问,“两会”和家庭教会的问题如何解决,我相信解决是必然的,而且这个过程已拉开序幕,因为有基督徒代表愿意为这个事情发出声音。

地上的教会都在神的掌权中,那些被淘汰的、已经消亡的也是神所安排和允许的。回顾历史,在罗马最黑暗的时期,整个教会生存下来了,而且改变了国家命运和社会体系。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任何周围环境都不能改变一个真正有能力和责任担当的教会的存亡。

在民主和法治化的国家,基督徒要承担公民的责任,在国家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不要成为落后者,并且要向做的好的社会团体来学习,凝聚一群人并管理好他们,在法治的轨道上来做事情。家庭教会或者在“两会”之外产生的教会团体,首先要立足于法治化建设这件事情。如果自身的管理能力影响了法治化建设,那么教会的成长和发展需要检讨,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迎合历史的发展,找出其时代特征,以及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要从教会发展的角度来,让其健康发展。如何让更多按照圣经的教导自发成立起来的团体,归入到“两会”的体制下,一起接受法治的监督和引导?前提是,教会要合法合情合理地部署好自己的内部管理工作,确保自己的事情和对策都起到积极、合法、有效的作用。“两会”在自身的发展和事务管理上,要跟上时代的需要。

如果三自和家庭教会确实是时代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归纳为如何发展教会议题中,而不仅仅是把他们对立化,对立只会使教会发展受到阻碍。这样的方式,还能杜绝那些藉着办教会来谋求私利的团体和个人,以免给教会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在合法的纲领下,以爱为联结,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问题。

福音时报:国家的宗教政策进行过多次调整,从这个过程中,您认为国家和社会对宗教(当然基督教也是其中之一)的期望是什么?就您的慈善工作经历而言,你认为当代中国基督徒当如何承载国家和社会的期望?

卞秉彬:我个人非常认可多年来宗教政策的变革和发展,政策需要成长也在成长,相应的社会团体也需要成长,这是双向的。在这个过程中,有需要磨合的地方,我们所当抱有积极的态度。教会对对政策有消化和践行,磨合的同时有误区和障碍,这需要反馈给有关部门,这是一个以相信为前提的互动、接纳和践行。

我个人也和政府领导以及权威的慈善机构合作,领导们非常尊重和认可。我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进行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宣导时,院长常说你多和我聊聊。在公益层面对于弱势群体的关爱,领导们是以积极的态度来扶持,我切实地得到过他们的爱护、承认和尊重。因为基督信仰,他们更加信任我,认可我做事的初衷是真的为了他人。

2015年,我们办了一个关怀艾滋病患者的华语音乐剧;2016年在上海中心办活动,全程的表演以赞美贯穿,很有影响力;2017年,我们拍摄了片子《中国人的微笑》,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这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也得到其他非基督教团体的支持和欣赏。这些都来自对信仰的坚守。 

政府部门的领导关心的是做事的人是否靠谱,能够切实地做成一件好事。对此,我们更要公开透明地做,开放整个过程,无偿地提供服务。真正的公益就是爱,整个过程是见证信仰和传播信仰的过程。慈善真正需要的是利他主义精神的根基,才能在慈善法的推行下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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