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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传教士在华活动述评

说起意大利和中国这两个文明古国的友好交往,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元代时期游历中国,并在西方介绍中华文化的马可波罗。

然而,还有一个群体在中意两国文化交流上贡献巨大,他们不仅在华传扬福音,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架设两国交流的桥梁,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他们就是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

蒙古铁蹄的西征,引发了欧洲人的恐慌,但也让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增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为了劝说蒙古大汗停止杀戮,受洗信主。罗马教宗英诺森四世遂派遣意大利方济各宣教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柏朗嘉宾来到哈拉和林会见蒙古大汗贵由。尽管此行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拉进了教廷与蒙古的关系,从而为元代天主教入华打下了基础。

马可波罗第一次回国时,根据忽必烈的要求,请教宗派遣宣教士来华。教宗尼古拉四世得知后,他看到遥远的中国有很多人未听过福音,因而十分注重中国的宣教事业,他派遣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前往中国。孟高维诺沿陆路经东欧、西亚、波斯等地到达印度,并在此乘船前往中国。经过4年多的长途跋涉,1893年,孟高维诺沿着在泉州上岸,又北上2000公里,次年抵达元大都。此时,忽必烈已经去世,他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继承其祖父对福音的开明政策,优待这位远道而来的宣教士。不久,成宗就准许他在中国传教,并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

此后,天主教在元代得到广泛传播,安德烈·佩鲁贾、鄂多立克等许多意大利宣教士都沿着丝绸之路(含海上)相继来华,而大都、泉州等地都设立了教区。在元代福音事业上,绝大多数都是由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负责,他们为基督信仰在华传播,做出了贡献。

随着元朝的灭亡,教会在华的发展暂时中断了。但人类历史很快迎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哥伦布、达伽马等航海家开辟了新航线,人类历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东西方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而在欧洲大陆,马丁路德点燃了宗教改革之火,极大冲击了罗马天主教的势力。教廷为了寻求发展,就把目光放在了海外。

大航海时代以及宗教改革的影响,让天主教得以开展大规模的全球宣教浪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又有一大批意大利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1582年8月7日,一位年轻的意大利神父在澳门上岸,他在此刻苦地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宣教做准备。他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赫赫有名的利玛窦。

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进入了中国内地,在肇庆建立了第一座教堂。此后利玛窦辗转韶州、南昌、南京等地,并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利玛窦非常欣赏中华文化,称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

因此利玛窦采用基督信仰结合中国文化的方式传福音,得到了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促进了福音在华扎根。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所指出的“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地道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教宗还认为:“利玛窦神父确信信奉基督,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相反会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完善……今天,利玛窦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现到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象征着中国现代化步伐发展的进程。”

利玛窦所采用的将基督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方法,历来都成为很多宣教士选择的方式。此举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最早实践,利玛窦在福音宣教与神学思想建设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在中西交流方面,利玛窦更是居功至伟。他大力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艺术等科学文化知识,令国人打开眼界,对于世界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比如利玛窦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让国人第一次世界的概况,打破了原来的“天圆地方”的认识,知道地球是个圆体。

利玛窦所著,传教士金尼阁整理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的一书,不仅详尽记录了利玛窦在中国的宣教、侍奉经历,更把当时中国的情况展现出来,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

利玛窦在华一直致力于基督信仰与儒家文明的对话,成就了一段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话,也为基督教中国化的思考提供了不少宝贵经验。利玛窦在中国,已经不仅是一位传教士,更是中外交流的一座丰碑。

除了利玛窦外,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同样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西礼仪之争中,天主教中国化的积极支持者。曾在1654年代表耶稣会前往罗马,与反对的多明我会展开辩论。他得到了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的支持,发布教令认可中国信徒可以在不违背基督信仰的条件下,参与祭祖祭孔。

卫匡国还是位伟大的汉学家,他编写的《中国新图志》详细介绍了中国地理、名山大川、风土人情等等情况,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此书也是西方关于中国地理学的第一部著作,卫匡国也因此被称为“西方中国地理学之父”。而他所撰写的《中国上古史》和《鞑靼战纪》两本历史著作,成为西方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参考,让欧洲人对于中国历史有个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此外卫匡国还编写了一部《汉语语法》,是当时西方人学习中文的工具书。

除了上述两位,明末清初时期,还活跃着不少意大利传教士的身影。比如被称为“西来孔子”的艾儒略、水利科学专家熊三拔以及范礼安、郭居静、高一志、利类思、李科罗等等,都为福音传播与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在百年禁教时期,来华传教士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他们只能靠着一技之长而在宫廷内任职,寻找着宣教的时机。而在这些人中,有位意大利传教士颇为引人注目,他就是宫廷画师郎世宁。

1715年,郎世宁来到中国,此后被安排进了如意馆,成为宫廷画师。他大胆探索西画中用的新路,熔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新格体,堪称郎世宁新体画。郎世宁在华,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并参加了圆明园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极大地影响了清代宫廷绘画和审美趣味。主要作品有《十骏犬图》、《百骏图》、《乾隆大阅图》、《瑞谷图》、《花鸟图》、《百子图》等。

郎世宁除了作画,还非常关心福音在华传播的情况,甚至曾经冒险向乾隆皇帝进谏,希望他能宽恕因为传教而被处刑的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尽管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郎世宁在华宣教毫无建树,但在中西艺术交流史上,却占据了重要地位。

鸦片战争后,满清的国门被英军的炮火打开,中国因此进入饱受屈辱与奋发图强的近代时期。此时,天主教卷土重来,基督新教也开始深入中国传播。这一时期里,相比法国人为主导的天主教,英美为核心的基督新教,意大利传教士的作用,显得相形见绌,已经不像元代、明末清初那样突出了。不过有两位意大利人却在中国教会史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首先是罗马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1922年8月12日,为了打破法国人对天主教在华事业的垄断,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了刚恒毅为首任宗座驻华代表,领总主教衔。

刚恒毅来华后,忠心实行教宗的指令,积极推动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他见到法国领事时表态到:“传教纯粹是超性工作。耶稣建立了一个至公的教会。在法国是法国人的,在美国是美国人的,在中国是中国人的。”“我不愿向中国人民要求可恶的特权,只要求自由传教和兴学,以得保障教会产权就可以了。”

为了加速中国化历程,刚恒毅果断地设立中国人主导的教区,并促成了六位中国主教的祝圣。他还积极倡导培养中国本土神职人员,推动弥撒中采用汉语,并允许中国信徒从事“祭祖祭孔”。他的这些举动,都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支持,发布教令认可了这些事。可以说,在现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历程中,刚恒毅是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另一个意大利传教士则为思高本汉译者雷永明。早在意大利神学院时,雷永明看到天主教尚未将全本《圣经》汉译,感到非常震惊,于是决定开展这项事工。

1931年7月3日雷神父抵达上海,7月20日前往衡阳教区,次年成为小修道院院长。来华不久,雷神父就刻苦学习中文,他有极高的语言恩赐,很快就掌握了读写能力。1933年,他已经能熟练地运用中文进行教学活动。

1935年,他开始了《圣经》汉译事工,他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力求以准确地掌握原文含义。1938年教宗庇护十一世知道了雷神父译经的事,表示极大的支持。这件事让他倍受鼓舞,他把牧会之余的时间都用来翻译《圣经》,甚至经常工作到深夜。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雷永明所翻译的思高本《圣经》得以在1968年出版。此后思高本成了华人天主教的通用版本。

从元代柏朗嘉宾东行,孟高维诺来华。再到明末清初的利玛窦、艾儒略、熊三拔、卫匡国、郎世宁等等耶稣会士以及近现代来到中国的刚恒毅、雷永明等等宣教士。一代又一代的意大利传教士离开故乡,来到遥远的中华大地。他们在此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带领国人信主,使很多人得到了救恩。他们积极思考、探索、推动基督教中国化事工,为后人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他们还是文化的使者,在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开拓了国人的视野,影响了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他们还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让欧洲人得以了解中国,促进了中华文明在世界的传播。

意大利传教士不仅是福音的使者,更架设了一座中意两国民众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厦门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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