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年逾九旬赵誌恩牧师回忆教会过往 劝勉现今传道人明白真道奉献自己

“我常常喜乐，凡事谢恩，这是我长寿的秘诀。”现年91岁的赵誌恩牧师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对教会刚恢复聚会时的场景娓娓道来，语重心长地劝勉现今的信徒和传道人要建立真实的信仰。

第一次到南京拜访赵牧师，他非常守时，约定的时间一到，他来了电话并在家门口等候，进门入座后，师母在一旁乐呵呵地给我们倒茶、切水果、拿零食……时不时地拿起手机，记录下我们和赵牧师交谈的场景。一聊就是三个多小时。

在约定采访前，笔者翻阅了赵牧师的文集《恩典的旅程》，想更多地了解这位教会前辈，他侍奉教会七十余年，长期担负江苏教会和基督教全国两会的重要工作，更将心力奉献给了金陵协和神学院的神学教育。

赵誌恩牧师出生于三代传道人的家庭，父亲是卫理公会的牧师。“父亲希望我永远不忘记神的恩典，在我四岁时，咳嗽哮喘未能痊愈，父亲向神祷告，如果这孩子痊愈，许诺要将这孩子奉献给神作传道，同时给我起名叫‘誌恩’。”从小学到中学，赵几乎都是在教会学校求学，大学时考取了东吴大学，本想救人身体，后在一次培灵会中得到感动，遂打算去金陵读神学。“我含泪离家，但心中很坚定，即便遭到患难，也要学像司提反，忠心侍主一辈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五六十年代的教会遭遇艰难，赵牧师的奉献初衷也受到打击，“1966年，整个教会受到全面的冲击，最后我按立牧师时父亲亲手送我的一本皮面金边圣经也保留不住了。”在书中，赵牧师如此记述。直到他看到一群青年背着大小行李，从各地到金陵协和神学院报到，想起自己曾经踏入“金陵”和蒙受的呼召，想起自身信心的软弱，想起其间多年的遭遇，真是百感交集，但仍决心侍主。

四十年来教会的发展和现今的挑战

中国基督教会恢复聚会，转眼40年过去了，赵誌恩牧师回忆过往，那时他大概50岁，忘不了曾经的兴奋、感恩和感动。“人们心灵干渴，需要耶稣，礼拜堂一开门，一唱赞美诗，一讲经，许多老信徒带着真诚的心，去做礼拜时都流泪了。”如今，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赵牧师说，宗教情感是无法压制的，那些对耶稣有感情的信徒，虽然经历过艰难的岁月，暂时没有宗教活动，但对于主的信靠是一直留在心里的。

他见证，教会在经历了10多年的艰难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信徒人数增多。但同时，他也指出，教会内的异端邪教也开始滋生，这就需要牧养和管理，教会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传道人断层的事实，面对信徒多牧人少的情况，培养正规传道人显得尤为紧迫。“教会如果失去方向，走向歧途是很危险的。”

赵牧师回忆，恢复聚会后的第一本《圣经》，是从北京教会的一个书库里找出来的，通过它印刷出更多的圣经；江苏教会批量供应信徒的《圣经》，则是在解放军的一个印刷厂里出炉的，那时还没有爱德印刷厂。

“教会需要圣经，需要教义和教规，需要传道人，传道人需要神学，开展神学教育是自然的。40年来，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重新开门，信徒有呼声和需求，毕竟，人要在相爱与和睦中求得幸福，基督里的平安是人内心所渴望的。”

如今，赵牧师认为，教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建造得更好，从信仰的角度要符合主耶稣的形象和要求，还要做不少工作。比如，很多信徒的信仰素质不高，虽然有了神的观念，认为要信靠，但很多信仰不符合圣经的要求，比较迷信，这就需要传道人将信徒引到正路上，到“可安歇的水边和青草地上。”40年来，教会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牧养信徒，信仰需要在生活中得到提升，教会工作是不停歇的。

其次，教会永远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过去有传道人强调两者之间的对立。但赵牧师认为，现实中，传福音和作见证并不一定需要骂人，不少传教士是通过牺牲自己来服务人群，这就显示了爱心。“今天的教会，信与不信的问题要妥善处理，不让矛盾愈发尖锐，基督教毕竟在中国社会中处于边缘；同时，提倡宗教和谐也不能忽视基督教的特殊性。基督徒要尊重不信主的人，传福音时形式可以灵活。”他说。

正确理解教会 宗派间不要互相攻击

同时，赵牧师认为，基督徒当有正确的教会观。信主、爱主的人聚集在一起，以圣经为根基，祈祷、讲道和交通，从而成为教会，它没有政治目的，不能争权夺利，尽管有职务上的差异但有别于世俗的行政领导，否则容易失去爱心。

教会里讲爱，但也需要规章制度，神职人员也需要规范，这是教会发展的必然。宗教改革后，基督新教先后出现了六大主流教派，这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合理性，毕竟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的思想和对于圣经的解释是自由的，出现了不同的礼仪和制度，因此完全否定宗派是不可能的。中国教会处于后宗派时期，但不是无宗派，各个宗派之间要互相尊重，避免互相攻击，不要唯我独尊和互相谩骂。如果宗派变成了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和分裂主义，就会产生危害。

不过，基督教虽然宗派林立，但教会离不开牧养，信徒离不开教导，没有圣经的规范和教会传统的约束，想自创一派、独行其是也是不妥的，教会的发展离不开教政和教治。有人说教会不需要领袖，变成兄弟会，说神就是领导，这会出现不少问题，甚至产生权威和专制。从第一世纪开始的教会，就有专职的人员和制度。并且，基督徒有国界和处境，各地的基督徒虽然有共同的信仰，但是在具体的社会中如何表达信仰，需要思考，因此，在教会组织上呈现多元化现象也是正常的。

他举例说，自己的父亲来自卫理公会，就曾受到旁边教会的攻击，说他们不属灵，还拉羊，这让人很难受。“任何教会总有高派和低派，有的重视礼仪有的重视内在生命，需要互相尊重。”赵牧师说。

因此，基督徒和神职人员要看清自己的定位，所有人不过是耶稣的小羊，只是神给了恩赐，让某人管理教会，是管家而不是掌权者。可现实中，教会里也存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现象，毕竟教会是人组成的，总有不完全，地上没有完美的教会。

教会的传道人要看到现今教会的状况，信徒的见证多数层次较低，讲的是病得医治，尤其是在基层教会，将耶稣看作了一个医生。虽然教会不否定医病赶鬼，但信仰见证不能都是这些。尽管艰难，但仍需要致力于提高信徒的素质。

同时，教会要更好地融入社会，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份子，不是在世外桃源中，就会有世俗的行政管理。教会在这个过程中也发光作盐，每个教会都有慈善事业，比如办养老院关爱孤寡老人，或者爱心捐赠弱势群体。一直以来，信徒比较注重信仰见证而忽视了社会见证，需要努力，成为金灯台，不能孤芳自赏。

在现今时代下思考神学教育和基督教中国化

赵牧师在金陵协和神学院服侍多年，他回忆，尽管该神学院曾两度关门，但它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校园范围从老校区的20亩扩大到了200亩，学生从过去的100人以下到了现在的500人在校，生源素质也大大提升。

“我从1952年开始在金陵工作，那时有102个学生，后来就没超过100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读神学，因为没有前途。”那时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多数是神科和圣经科，研究生是个位数；现在多数是道学学士，还有硕士点和博士点，已经正规化和规范化，并和国际接轨。而且有了外籍教师教英文和神学。同时，金陵协和神学院还开展学术研究，对基督教本身和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探讨。

他还曾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德国的基督教书籍展览会，当看到中国基督教出版的书时，不少人很惊讶，没想到经历过特殊时期的中国教会还能有著作出版。

赵牧师见证，老一辈教会领袖有解放前的学习积累，比如丁主教曾留学于纽约协和神学院，中英文都不错，又用功；陈泽民教授在沪江大学时学了英文，即便之后不能出国学习但也有阅读英文书籍的能力。“他们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有很高的神学素养。”如今，老一辈如许鼎新、汪维藩和陈泽民等人都接连去世了，新一代传道人中有留学博士，该如何接续教会的学术研究，产生有权威性的著作，还需要更多努力。

对于神学教育，赵牧师认为，神学教育既要保持2000年来的教会传统，又要满足和适应当前教会的需要，有信仰的内在素质、信仰生活的活力，还能适应社会，从圣经里得到亮光，满足不同层次信徒的灵性需要。从天主教的修道院到现今的神学院，它也有不同的类型和宗派，有的像大学，有的像修道院一样闭塞。“神学教育要理解圣经、信仰和神学，它不是悬空的，需要运用于社会和生活，要接地气，传道人讲道不是卖弄自己的学问，不是百科全书式的传播，而要融化在生活里。”

他勉励今天的传道人，要提升灵性修养，活出基督徒当有的样式；要提升神学修养，掌握相关理论知识；提升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自身要有信仰经验，而不能变成教条式的信仰，不能靠传道吃饭而自身没有宗教情感和奉献精神。“传道人要跟信徒的信仰共呼吸，建立真实的信仰，在灵命上不断丰富了才能传递生命。”

对于基督教中国化，赵牧师认为它是指，在中国的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文化，遵守中国政府的法律和政策。基督教不能改变其本质，即福音要救一切的人，但福音要适应犹太文化、希腊文化，以及后来罗马的政治。中国化是为了适应中国国情，好让其更好地存在和发展。历史上，已有教会的先辈提出独立自主和本色化，比如自立会。所以，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基督教在中国当然要适应中国的文化，按照相关规定来办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和今天的神学思想建设，都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它不会违背圣经教义和教会的优良传统。”

年过九旬，赵牧师依然心系教会，时不时地受邀去基层教会讲道。回首事奉路，他将其称为“恩典之旅”，他如此见证：“神从我青少年时期到中老年乃至人生的晚年，一步步地带领我走这事奉的道路，我真要唱出‘主恩是在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