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世界”到“边缘化的道成肉身”（下）
三
“基督教世界”是一种特殊和复杂的历史形态。它是指基督教不但在政治和法律上，而且在文化上都是统治与支配的力量，都拥有国教的地位。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的基督教是典型和完备的国教。但启蒙运动之后，政治和法律上的“基督教世界”虽已消亡，但文化上的“基督教世界”依然存在，基督教与西方文明之间似乎还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不少的基督徒和教会还在思想上受着“基督教世界”思维的影响。
美国可以说当今文化的“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典型。独立战争后确立的美国宪政体制虽然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防止教会据据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特权，但是这并不排除教会通过与美国民族文化的结合而取得在文化生活中的垄断和国教地位。加拿大学者Douglas John Hall指出了基督教在北美的国教地位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在这个大陆的国教地位是文化性，而非法律性的；即，它是基督教与统治阶级的社会价值和规范的认同。这意味着基督教在北美作为多数人的信仰似乎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那些历史较长、享有法律特权的教会有较长的生命力。”11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显然不是靠立法措施能根本解决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很可能落后于体制上的转变。所以北美社会基督教的非国教化可以说是一个仍在持续的进程。
从历史上看，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社会-—文化问题上曾存在着矛盾心态。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言：
美国可以说当今文化的“基督教世界”的一个典型。独立战争后确立的美国宪政体制虽然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防止教会据据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特权，但是这并不排除教会通过与美国民族文化的结合而取得在文化生活中的垄断和国教地位。加拿大学者Douglas John Hall指出了基督教在北美的国教地位的这种特殊性：“我们在这个大陆的国教地位是文化性，而非法律性的；即，它是基督教与统治阶级的社会价值和规范的认同。这意味着基督教在北美作为多数人的信仰似乎比大部分欧洲国家那些历史较长、享有法律特权的教会有较长的生命力。”11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显然不是靠立法措施能根本解决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很可能落后于体制上的转变。所以北美社会基督教的非国教化可以说是一个仍在持续的进程。
从历史上看，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在社会-—文化问题上曾存在着矛盾心态。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言：
四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中国福音派教会与美国福音派教会均有极大的区别。
在历史上，前者从来没有如后者一样在主流社会和文化中享有支配性的影响力，而是长期处于边缘状态。
在自我定位上，前者从未有过“文化多数派入世主义”心态，而主要是带着“少数派出世主义”心态对社会与文化问题采取回避、甚至拒斥的立场，因此也就没有人曾设想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世界。”改革开放之后，以农村教会为主的家庭教会基本延续同样的心态和立场。
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城市家庭教会的主流则试图由地下状态走出来，充分发挥光和盐的作用。这个努力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反省中国教会对社会和文化问题传统的分离主义倾向，大力加强对这些问题的关怀，当然也希望改变教会的边缘地位，而对主流社会和文化有更大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颇为流行的看法和说法已经在在透露出文化上的“基督教世界”心态。
兹举几例说明：
第一，在基督教界，颇有人向往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和社会形态，视现代西方文明为基督教孕育和维系的文明典范。既然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和民主背后有基督教作为精神支柱，那么中国要学习现代文明就不能不吸收基督教，目标似乎是要把中国转变为另一个基督教文明。所谓“基督教文明”的说法急待澄清。这只是一个在历史学上成立，但在神学上不成立的概念。
也就是说，耶稣非常强调他的门徒与世界之间的张力，这使基督信仰与特定文明的融合成为不可能。
第二，在不少人的眼中，美国无疑是“基督教国家”的典范。美国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说法被广泛接受，流传已久。近年来，更有著作对此种说法大加发挥，简单化地把美国的内外政策统统说成是由基督新教价值所支配。甚至所谓“布什主义”也成了赞美和认同的对象，其口吻竟与美国新保守主义和共和党内保守派基督徒如出一辙。而市面上流行的一些由美国福音派右翼作者执笔的小布什传记强调其信仰与政治的关系，起到了对此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实，基督教在美国历史和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在学界是有争议的。某些在美国和中国流行的说法神话的成份颇多，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譬如，美国早期殖民地有实行政教合一的，尤以新英格兰地区为甚，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社会。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开国元勋在思想上受启蒙运动思潮很深，有些人还是自然神论者。在他们直接影响下，美国宪法中神的观念相当抽象。所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指出，这些开国元勋们所宣扬的其实不是基督教，而是“公民宗教。”[ Gregory A. Boyd, The Myth of a Christian Nation,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5, p107.]
第三，在今日中国教会内流行的某些宏大理想和激情口号，体现出急于进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中心，占据领导地位的心态，似乎只有人多势众才是教会胜利的标志。在近现代中国教会历史上，这类的心态与说法几乎从来没有过。既使有些类似的迹象，也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强烈。
五、结语
以上种种现象说明，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基督教界，对基督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尚存在不少混乱的认识，对教会的定位和信徒的身份尚不能恰当把握。而冈察雷斯对基督教历史的诠释和反思对澄清我们的认识无疑是极有帮助的。
我们必须看到，在今日这样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基督教世界已经瓦解和多元化社会的现实已经不可逆转。
我们也必须质问：
中国基督教完全放弃和脱离“少数派出世主义，”而采取“文化多数派入世主义”的进路，甚至希图建立“基督教国家”是否有可能？
冈察雷斯的“边缘化的道成肉身” 代表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另一选择，是否指出了更为现实的道路？
早期教会的经验是否更为贴近我们今日在中国的现实，并更能指导信仰群体和社会大众对未来有适切的期待？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本文最初发表于《福音与当代中国》第五期，本平台蒙允登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