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在华简史

景教是早期基督宗教在华发展的主要宗派，她是东方教会的一支，是古代蒙古、中亚、波斯、中东影响较大的基督宗派。

景教又称为聂斯托利（Nestorius，约368-451）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东方教会神职，相当于主教）。他是叙利亚人，提出“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是生育耶稣肉体，而非受予耶稣的神性，对当时教会盛行的“上主之母”提出质疑，建议以“基督之母”称之。主历428年，聂斯托利出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引起亚历山大主教西里尔（Cyrillus of Alexandria）的猛烈抨击，主历431年，以弗所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召开后，多个教派的冲突虽被调解，但聂斯托利被革除主教职务，其教派亦定为异端（见：附录），他也最终在埃及安息。聂斯托利死后，他的追随者继续秉承他的思想建立教会，在东方各国继续发展。为中世纪时期，亚洲影响最大、信徒最多的基督宗派之一。

主历1625年（明天启五年），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天主教宣教士和中国信徒轰动。当时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的李之藻在《景教碑颂》作序说：“今日后，我国士大夫，不得复咎圣教之来何暮矣。读知千余年前，已盛行若此乎。”而他与不少士大夫都以“景教后学”自称。他们之所以如此激动，乃在于这块石碑的出土，见证了一段尘封的历史，证明了早在唐代中国就有福音的传布。

主历635年（唐贞观九年）正是大唐王朝的鼎盛时期，此前大唐相继消灭了东突厥与吐谷浑，牢牢控制了河西走廊，使丝绸之路得以畅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自叙利亚的景教宣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本着“示存异方之教”的开放政策，派当朝宰相房玄龄“迎于西郊，待如嘉宾”。不久，他得到李世民的接见。史载：“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唐太宗听了他所讲授的福音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因而礼遇这位远道而来的景教宣教士，准许他在中国宣教。阿罗本来华后，广传福音，翻译经书，将基督的真道带给了中华各族。3年内，陆续由波斯东来的宣教士，达到21位。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特许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兴建教堂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朝廷还提供经费支持，所敕诏书上有“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的说法，足见唐太宗对景教的扶持。

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对景教更加推崇，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景教得以广泛流传。出现了“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甚至不少教士成为唐朝的政府官员。但是到了武则天称帝时期，她为了证明“武周革命”的合法性，曲解《大云经》，极力尊奉佛教，景教受到佛僧的猛烈攻击，景教教士只好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教士阿罗汉更将景教教义佛教化，终使武则天大悦，得以继续发展。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教士到兴庆宫讲道，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教士一起做礼拜，传福音。

唐代来华的阿罗本及景教宣教士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为了让中国人更明白“主的话语”，他们采用了不少佛教、道教的词汇。如：三一妙身（三位一体）、慈父阿罗诃（天父耶和华）、弥施诃普尊大圣子（弥赛亚圣子耶稣）、八境（八福）、慈喜羔（神的羔羊）、三常（信望爱）等等。由于史料匮乏及译本失传，当时是否翻译了全本《圣经》已无从考查。但我们仍能从敦煌发现的景教文献知道一点当年的汉译经文。比如：“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太：6：3）“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太：7：4）等。

阿罗本、景净等宣教士为了让中国信徒敬拜、灵修，遂将《荣福经》、《赞美经》等平时吟唱的赞美诗翻译成中文。而在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鸣沙山石室发现一卷《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的写本，带回法国研究后，发现这是早已失传的景教赞美诗。这个歌本重现天日，见证了一千三百年前福音在中华传播的历史。这首赞美诗后经梁季芳重新谱曲，收录在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里，为第385首。

景教宣教士也从事不少社会事业，尤其是积极从事医疗事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到“病者疗而起之。”不少宣教士精通拜占庭、波斯等地医疗技术，杜环的《经行记》载到：“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而医疗宣教士秦鹤鸣更是成了宫廷御医，他因为治好了唐高宗的疾病而在中国史书中留名。而在唐肃宗时，景教教士伊斯效力中兴名将郭子仪。伊斯因协助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被皇帝赐予紫衣袈裟。

正当景教蓬勃发展之时，主历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武宗听信道士赵归真的谗言，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被佛教称为“会昌法难”。尽管灭佛运动针对的是佛教，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包括景教在内其他外来宗教（祆教、摩尼教等）都受到沉重打击，从此景教在唐朝的地位一落千丈。唐僖宗年间的黄巢起事，又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仅广州就有很多景教徒遇害。经过唐末的社会动荡与灭佛运动，景教在中原地区势力衰微，几乎绝迹。

从唐至元300多年时间里，中原是否有景教徒呢？目前并无太多史料和出土文物佐证。然而在1994年初，泉州出土了一块刻有十字架的墓碑，根据学者考证，墓主人是两位汉族妇女，皆为景教徒，立于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正月，即元军入泉州前一个月。由此认定南宋闽南地区已有福音的传播，而非元代色目人传入，这可以成为一条线索，探索汉地在这段时期里是否有景教徒的依据。

唐代景教虽然受到巨大打击，几乎在中原销声匿迹，但在其他地区仍然得到发展。不仅西方在十字军时期一直流传“东方约翰王”的传说，蒙古高原的汪古、乃蛮﹑克烈等部族都有很多的景教徒。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随后他和他的子孙发动了三次西征，征服了中亚、西亚、东欧等地区。在蒙古占领区，生活着不少景教徒，他们有的成为蒙古帝国的官吏，有的作为俘虏充当仆役，来到中国工作生活。他们和原有蒙古部族中的景教徒一起，形成了元代的景教徒群落。

成吉思汗的四儿子拖雷娶了克烈部的唆鲁禾帖尼为妃，她的儿子忽必烈后来成为元世祖（也是蒙古大汗蒙哥、阿里不哥，伊尔汗国建立者旭烈兀的母亲）。由于母亲的关系，忽必烈对福音特别宽容，信徒得到很多优待。太后经常在皇宮中举行敬拜，带领许多官员信主，起用许多基督徒作官，促成了元初福音的兴盛。根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代时，北京、大同、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喀什、叶尔羌、伊犁、扬州、杭州、镇江、温州、泉州等地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另据学者研究，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景教徒三万多人，设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镇江也有大兴国、云山、聚明、四渎安、高安、甘泉、大光明、大法兴等八座教堂。

在元代基督宗教（包括景教与天主教，但景教徒居多）被称为“也里可温”，意为“有福人”。忽必烈为了管理也里可温的事务，于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设立崇福司，管理教士及十字寺（教堂）。此后改为崇福院，归并所属全国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全部事务均归崇福院管理。七年，复改为崇福司。有司使、同知、副使、司丞等官。

元代景教主要在蒙古人与色目人中传播，仅有有少数汉人信主。元代不少高官是景教徒，比如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马祖常为光为盐，他在为官时，在朝廷中提出很多有益法令，造福百姓。文献中记载他非常注重孝道，甚至向皇帝上书，提倡一夫一妻制。元代也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外出宣教士，1275年，景教教士列班扫马和马忽思离开中国结伴西行，他们在今巴格达落脚，马忽思后被任命为当地教会主教，列班扫马则前往欧洲，访问教会与国家。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对景教进行了压制，景教再度在华衰微。随着中亚、中东等地伊斯兰化的深入，景教的处境日益艰难，无力再向来中国宣教。中华的福音事业也转到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手中。

现在全中国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有景教徒，他们都是九十年代末期从中东地区来香港经商的信徒，人数并不多。香港的聂斯托利教派主教除了负责牧养香港的信徒以外，还要同时兼顾东亚及东南亚等地区的所有信众。

附录：景教是异端吗？

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在他撰写的《宗教会议及教会论》（Von den Konzilli und Kirchen）中十分明确的否定聂斯托利为异端。而到了1895年，聂斯托利晚年的一部著作在叙利亚被发现。在该书中聂斯托利否认以弗所会议的指责，并为自己辩护。他的解释与当年教会的指控不同，而接近正统的基督论，从而有学者开始怀疑“聂里脱利主义”是否真的是教会传统指控的“异端”以及以弗所会议的结论是否客观公正。

1994年11月11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东方教会签署了《共同声明》，天主教放弃在第三次大公会议──以弗所会议上对于聂斯脱利的裁定，转而接受其提出对于玛利亚的称呼“基督之母（Mother of God）”或“我们天主救主基督之母（the Mother of Christ our God and Savior）”等等。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证明聂斯托利不是异端，景教属于普世教会的一员。

延伸阅读：

本文只是粗略介绍景教在华的发展情况，广大牧者同工、弟兄姐妹如果兴趣可深入阅读以下图书

朱谦之著：《中国景教》，商务印书馆，2014版
林悟殊著：《唐代景教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葛承雍著：《景教遗珍》，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翁绍军译：《汉语景教文典诠释》，三联书店，1996年版
聂志军著：《唐代景教文献词语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殷小平著：《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唐晓峰著：《元代基督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1984年版
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伊尔汗国史料），大象出版社，2009年。

此外诸如《陈垣全集》、《马可波罗行纪》、《多桑蒙古史》等书籍都有关于中国景教的内容与研究。读者还可到中国知网搜索“景教”、“也里可温”等词汇，寻找关于中国景教的研究论文。

（注：本文作者为福建厦门鼓浪屿三一堂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