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郭时腊在东北考略（一）

在东北、特别是在辽宁，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个不可绕开的必须提到的外国传教士：郭实腊。对于此公，由丁光训主教主编的《基督教大辞典》和商务印书馆的《基督教词典》等中国基督教的辞书中都有记载和介绍，而且是站在信仰的角度公平、公正的评论。

那么，在中国基督教新教的的一些刊物和书籍中，也可以看到有关郭实腊的记载，包括一些官方的地方志。在辽宁盖州市的《盖州宗教志》第一节 传承与发展.有这样的记载：基督教于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清咸丰二年(1852年) 德籍传教士郭实腊从暹罗（今泰国）乘鸦片船来东北出售《圣经》 先到锦州，继到营口。因当时河口冻结，遂改由盖平县下船，地方官给予优厚的接待。从此，东北有了基督教的传播。清同治五年(1866年)2月，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自苏格兰到营口传教，建立长老会教堂。同治十二年(1873年)，英国爱尔兰差会雅各牧师到营口主持营口长老会教务，任营口教区主任，年组建太平山教堂发展信徒。

无独有偶，在辽宁有的《市志》和教会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年) 德籍传教士郭实腊从暹罗（今泰国）乘鸦片船来东北出售《圣经》。

上述的说法在史料和部分教会历史中比较常见。

那么，这是真的吗？这其中有的是真的，比如郭实腊到东北、辽宁传教；有的不是，比如他传教的年份，这样的“历史”其实是有误的。因为郭实腊并不是在1852年到东北辽西和辽南的，尽管当地政府的地方志和教会这样介绍，但是这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也不能仅凭在网络搜索一下或某些不是基督徒、或不懂基督教历史的人撰写的书籍就是复制、粘贴，作为真实的历史。为此，笔者查阅了十多部历史文献，包括专著，做了考证，现就郭实腊在辽宁的传教和归天家的时间与弟兄姊妹分享，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有不当，还望不吝赐教。

一、郭实腊其人其事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基督教新教是何时在中国传播的，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近来有学者考证：中国的基督教新教早由使徒多马奠立的。是他建立的中国基督教会。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古城城东、国家4A级景区孔望山既有许多其它宗教的遗迹，也有多马传教的遗迹。基督教浮雕《多马奠立中国教会》译稿一书披露：藉着对孔望山崖壁上的人物浮雕的研究，揭示了使徒多马于公元65至68年来到中国宣教，并在中国奠立了中国教会这一事实，比佛教进入中国早了整整一个世纪。

当然，这是学者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仅供参考而已。

在这以后的中国清朝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后，浙江宁波被列为通商口岸之一，允许外人经商、传教。西方国家的宣教士乃接踵而至。

据浙江宁波奉化已经归天家的94岁袁相中长老生前提供的宁波基督教史记载：基督教各教派传入宁波(这里是指更正教，或称新教，不包括天主教)最早到达宁波的一名宣教士是荷兰信义会(后转入英国伦敦会)德国人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他来华之初，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鸦片战争开始后，他先后担任英国舰队司令乔治•义律和濮鼎查的翻译。1841年，即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英军攻陷宁波，郭实腊随濮鼎查到宁波，担任英国侵略军舟山伪监督和宁波伪知府。他是赤裸裸侵略军的帮凶，而不是以宣教士的身份出现的。据传，他进入宁波郡庙时，看到大门内两侧有“白无常”、“黑无常”的并立塑象，大为反感。认为黑人下贱，不应与白人并肩而立。乃下令把“黑无常”移到“白无常”前面阶下。

上述的记载难免有政治的色彩。关于郭实腊这个人，有多种说法，褒贬不一。我们不去评论，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一位传教士。我们要考证的是他在东北传教和卒年，因为这些记载有重合、有矛盾，让人感到莫衷一是。

据有关历史资料介绍清朝道光十二年（1832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Gützlaff，1803年—1851年），中文名也译作郭实猎、郭甲利、郭施拉、居茨拉夫，笔名“爱汉者”。郭实腊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为着宣教上的方便，他入籍福建同安的郭姓宗祠，取名郭实腊（也有的英文为Kwo Shih-lee），此即他中文名字的由来。至于他为什么要姓郭，我们后面有简单的介绍。

郭实腊从暹罗（今泰国）乘船来东北出售圣经，先到辽宁锦州继而到辽宁营口，因当时河口冻结所乘船只胶滞难行，改由辽宁盖平县（今盖州）下船，地方官员予以优厚的接待，这样辽西才有了基督教的传播。据《清实录》道光十二年十月下甲子（公历1832年12月）也印证了这一点，德籍传教士郭实腊从暹罗（今泰国）乘船来东北出售圣经，先到锦州再到营口。有人说是1852年，实际不对，这可是差了20年！1852年那个时候郭实腊已经去世了，一个已经不在世的人怎么会来到东北出售圣经呢？

1803年7月8日郭实腊出生于普鲁士博美郡（Pomerania）的一个小镇匹瑞茨（Pyritz），他幼年丧母，父亲约翰·雅各布·古兹拉基 （Johann Jacob Gutzlaff）是一位虔诚的裁缝。早年的郭实腊曾跟随一名铜匠当学徒。

郭实腊，严格来说他是一个“双面人”。在华期间，他既传教，又充当间谍，走私鸦片，还直接参加了英国发动的侵华战争，是近代来华传教士中颇具争议的一个人物。其实外国传教士：即是本国的政客，又是传教士。郭实腊在中国沿海以传教为名，多次乘船到沿海城市侦察，刺探情报。关于他到东北（其实就是辽宁）有一部伪满洲国康德五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基督教年鉴》所记郭实腊到东北的时间也是1852年。这也成为有的地方志或教会撰写基督教新教传入历史的一个依据之一。

为什么参考了历史资料也会有差异和错误呢？这是因为史料是探究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在考证历史事件、人物的时候，谁也做不到、也绝不可能使用全部史料，而是要对史料进行选择性使用。所以，在史料选择问题上，除了保证史料的真实性，还要坚持选择的科学性，才能建构出正确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揭示出历史的真相；再一个就是局限于对史料的搜集和当时的认识，也容易导致出现错误。现在查考基督教历史比较困难，网络几乎没有什么了，只好在书籍中寻找，包括历史档案。但是中国的基督教新教是外国传教士传入的，许多档案资料在国外，有的在图书馆、档案馆，有的在民间，不在国内，这也增加了查考基督教新教历史，包括传教士的难度，更有出国费用和接待等问题的制约，即使可以查阅外文史料，还会受到对外语的阅读和理解方面的障碍。

综上所述，《满洲基督教年鉴》关于郭实腊到中国东北传教的记载讹误之处较多，郭实腊到达中国东北的正确时间应该是他在盖州“登岸入城”的时间，即1832年12月。此次航行，他是带着侦察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的任务于当年10月从澳门出发的，沿途经过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外洋，驶至朝鲜，被驱逐后折返到盛京洋面，在盖州登陆后被逐，于次年4月返回澳门。所到之处，他散发宣传基督教籍掩盖刺探情报的真实意图。他是最早到达东北的基督教传教士。（邱广军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东北社会》第30页）

总之，我们应该尊重历史的缺憾和不完整，方方面面的因素会造成对基督教新教在中国历史资料的误读，甚至以讹传讹。我们不能苛求写历史的人百分之百的正确，实际上也不会百分之百的正确。所有的历史，包括教会的历史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充实、考证、发现、发掘、纠正，加以补充和完善。

二、郭实腊在东北（辽宁）传教的真实时间

我们还回到郭实腊。据以上和其他的关于郭实腊的一些传记资料记载，郭实腊于1851年夏就已经于香港去世了。显然，他在1852年到达东北是不可能的。他来东北只能是在1851年以前的某个时期。那么，郭实腊是什么时间抵达东北的呢？这是我们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顾长声先生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记载，郭实腊“从1831年到1838年期间，曾到中国沿海侦察至少有十次”。其中，在第三次沿海侦察时，他“北上一直窜到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这次航行的时间是1832年10月12日至次年4月29日。据此推断，郭实腊在中国东北沿海一带活动的时间应在1832年10月12日至次年4月29日之间。

另据顾长声先生著《从马里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一文中记载：“郭实腊在澳门顿时成为红人，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大鸦片商查顿以最优厚的待遇雇佣郭实腊，命他乘坐该商的走私鸦片飞剪船“气仙”号再次到中国沿海进行间谍和走私活动。于是，郭实腊在澳门住了一个月后，即起身参加第三次航行。

据大鸦片商查顿说，此次航行的主要目的，是侦察如何在中国沿海扩大鸦片走私。查顿还答应愿意捐钱给郭实腊，用作传教之用。这次郭实腊北上，一直窜到东北奉天地区沿海一带，进行罪恶活动。直到次年(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才折返澳门。”（《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第49页）

那么，在《清实录》道光十二年十月下甲子(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公历1832年12月13日)条记载：“盛京副都统国祥等奏，英吉利夷船驶至奉天海面，派员驱逐。”在随后所下谕旨中，对此事记述详细了许多，“盛京巡查夷船佐领徐士斌等，于十月初二日在隍城岛遥见夷船一只，当即驾船追逐，初十日尚未追至盖州”。这里交代了发现“夷船”的时间和地点，时间是道光十二年十月初二日，公历1832年11月23日，地点是旅顺口外的隍城岛。因当时清政府海禁未开，不准许外国船只在中国沿海任意航行。所以发现“夷船”后，佐领徐士斌等人“即驾船追逐”。但由于他们“稽延怠玩”，致使追逐了八天，初十日即12月1日时“尚未追至盖州”。

随后，发生了让清政府十分震怒的事情，这些“夷人”竟然在盖州“登岸入城”，海防的松弛和地方官员的疏漏，令皇帝恼怒异常，下旨对此进行了严厉惩处，守汛卡官骁骑校富明阿及领催兵等因“任意擅离汛守”（参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清实录》卷224，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36册第345页）

我们再来看一则历史记载：1831年初，郭实腊夫人生下一个女儿，母女俩最终安息在曼谷。孩子是在他已经乘一艘帆船前往中国之后的10天左右死去的。他们最后在6月18日启航，在途经的一些沿海地方停靠，将近9月末时到达天津(T'een-tsin)。次月，他们继续向北航行到达辽东湾(Gulf of Leaou-tung)；然后返回南方，12月13日抵达澳门。郭实雅先生因为在当地人中行医、穿当地人的服装、并且起了一个中国名字而获得好评，同时他向很多人发放了基督教书籍。第二年2月25日，他又以译员和医生的身份乘坐东印度公司专属的“阿美士德伯爵号”(Lond Amherst)轮船，沿中国大陆、台湾、朝鲜和琉球海岸航行。尽管开辟新商道的计划失败了，但他却也借此向人们发放了大量书商；于9月5日返回澳门。10月12日，他乘坐“西尔芙号”(Sylph)轮船又开始一次向北的航行，并于1833年4月29日返回广州。”

郭实腊在总结这次在中国沿海的经验时写道：“读者们读了这些叙述之后，应该记住，这不过是今后必须继续要做的事情的一个小小的开始，我们盼望和祈求仁慈的上帝能很快地打开更为宽阔的入口，只要上帝赐给我们健康、力量和机会，我们将为此努力下去。为了打开一个与中国自由交往的局面，我真诚地希望能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措施。如果我能够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加速这件事的进程，我将感到极为荣幸。（来自于中国丛报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6月，第61—64页；1832年7月，第122—140页；1832年9月，第180—196页）

从中我们可以再次得到这样的信息：郭实腊的的确确是在1832年来到东北的辽宁，具体时间有差异，有的学者说是10月12日至次年4月29日之间、有的说是12月到了东北辽宁的辽南盖州一代活动的。这无碍大局，他到东北的时间就是1832年，而不是1852年，因为一个归天家的人不可能来到东北。其所谓传教也就是出售圣经和散发一些“福音单张”等宣传品而已，并没有设立教会和教堂。

但是，这里我们要提到郭实腊将圣经翻译为汉语的贡献。

郭实腊有一个愿望：“我心中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中国丛报》1832年8月，第140页）

说到郭实腊翻译汉语圣经，我们想要说说马礼逊。

第一个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等的支持下，于1814年出版了他单独翻译的《新约全书》，1819年与另一英国传教士米怜合作译完《(旧约全书》。马礼逊于1819年Ⅱ月25日写信给大英圣书公会，称：“米怜写信通知我，他已译完分给他的《旧约》十三卷，其余的二十六卷是由我译的，今天已全部完成。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部完整的汉文《圣经》了。”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了这部译本，取名《神天圣书》，线装本，共二十一册，史称“马礼逊译本”。从此，基督教的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这是《圣经》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奠定了翻译中文《圣经》的基础。

马礼逊去世后，他的儿子马儒翰向大英圣书公会写了一份报告，要求资助修订“马礼逊译本”。参加这次修订的除马儒翰外，还有英国传教士郭实腊等。（参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1840年以前，由于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圣经》的印行和传播被严加禁止。马礼逊的汉译本《圣经》在南洋印好后，都是秘密运入中国的。当时传教士曾在广州雇用一些书贩去分发，结果都失败。传教士们把汉译本《圣经》免费分发给居住在南洋的华侨，同时希望他们在回国时能带到广东去。郭实腊、麦都思等传教士曾分发了数千册《圣经》和福音书。

当时，在中国沿海散发《圣经》，曾得到英美圣经会的资助，仅从1834—1836年间，美国圣经会就寄赠二万三千美元给在华传教士，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参见美国圣经会档案论文未刊稿编号E-79-A)。

郭实腊在1838年曾写信给美国圣经会要求捐赠一艘船，以便让传教士乘船到中国沿海散发《圣经》，美国圣经会又拨赠给郭实腊两千美元，但他并未购船(美国圣经会档案论文未刊稿编 A号15E-77，圣经会1839年1月1日收自郭实腊的信)。

这是郭实腊在传教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亲爱的读者，谢谢您的阅读！由于篇幅比较长，我们关于郭实腊的历史追溯今天就暂时到这里。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未完待续，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