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德生看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宣教热情
——读《挚爱中华——戴德生传》
一、全书概述
自十七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来，新教徒在对上帝的热忱的感召下，宣教运动如火如荼的在海外工场展开，渴望“在我们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毫无疑问，有着广阔土地与众多人口的中华帝国，则成为他们眼中巨大的宣教工场，一个急需基督福音的异教世界。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基督教新教来华差会达130多个，其中中华内地会(ChinaInlandMission)是人数最多、传教区域最广阔、最具特色的一个差会，是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历史上决不可忽视的一个差会。而其创始人戴德生(JamesHudsonTaylor,1832-1905)也是19世纪来华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传教士之一。
本书作为戴德生不可多得的传记，全书共有二十万字，四十八章，详确地记载了戴德生出生时的社会背景，他的家庭情形、成长环境、婚姻家庭以及内地会宣教事工的发展。本书重点突出了戴德生对宣教的热忱，对中国人灵魂的负担，在中国历经的种种苦难，着重强调了戴德生义无反顾、献身于主的基督教精神，而成为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楷模。
二、戴德生时期的社会背景
在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所倡导的福音复兴运动的推动下，英国自18世纪末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基督教新教海外传教事业。戴氏于1834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巴因斯力，从其曾祖父到其父三代都是卫理公会的会友，这种虔诚的宗教精神影响，“从小他就深深地感受到他是生长于18世纪横扫英国之宗教大复兴的小孩。”
而早期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麦都思(WalterMeshurst)、卫三畏(WellsWilliams)、郭实猎(Gutzlaff)在中国的种种传奇事迹，以及他们留下的美好榜样，鼓舞了英国许许多多年轻基督徒的心灵，渴慕有份于这个荣耀的事工。
同时，当时英国和中国的社会环境为内地会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第二次福音复兴运动，促进了英国的海外传教事业。很多热心的圣徒赞助钱财或志愿到中国传教。从客观上看，工业革命给英国带来的空前财富和人们旺盛的活力，也为海外传教提供了物质基础。
此外，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为传教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基督徒在华传教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法天津条约》第十三款保障天主教可在全国各地自由传教，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传教士也从条约中得到利益。同时，从马礼逊于1807年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他们对中国的语言、风俗习惯已有所了解，中文《圣经》翻译的完成，也为大规模传教做了准备。
三、戴德生的成长环境
一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家庭的影响。戴氏的曾祖父曾是邦士立（Barnsley）循道宗教会的传道人，并于1786年接待过来此布道的83岁的约翰卫斯理。五年后，他在附近的针叠山（Rinfold Hill）上建立了循道宗礼拜堂，并立志戴家要“世世代代侍奉耶和华”。戴氏小时候喜欢听曾祖父的故事，特别是他怎样接待约翰卫斯理的故事，这些都在他幼小的心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戴德生的父亲戴雅各（James Taylor）遵循戴家的家规，19岁时即担任循道宗教会的传道人。在1831年结婚后，夫妇二人在信仰上共同追求，并读过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由此便产生出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愿望。他们在祷告中许愿：如果神赐他们一个儿子，愿将他献上为神使用，随后他们生下戴德生。他的父亲常常与朋友谈论有关教会增长或者国外布道的事情。致使很多年后，戴德生的妹妹戴贺美还记得他们少时怎样爱听父亲和朋友高谈阔论：“他们以恳切和智慧的态度讨论神学、讲章、政治。以及主在国内和国外的圣工。这一切均使我们这群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从孩提到年少，父母对戴德生的成长影响很大。戴德生后来追述说：“就我自己和我对神所委身的工作而言，我对我的双亲有着不可言喻的感激之情。如今，他们都已进入安息，然而，他们对我的影响却永不磨灭”。
四、戴德生对中国的宣教热情
（一）远道而来赴华
在社会背景与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戴德生对中国的负担越来越重，终于在1853年他离乡背井，乘坐“敦费士号”，经历艰险的风浪，走过半个地球，来到他灵魂牵绕的地方——中国，履行他向上帝的心愿。
在他到中国之前写给其母的信中说:“谁注意到中国呢？每礼拜让二十五万中国人与世永别，而他们对于神、基督和救恩毫无所闻，我们岂不该用慈悲的眼看这浩大的群众吗？神对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像它。有声音喊着说:‘请来帮助我们!没有人关心我们的灵魂吗？’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吗？”戴德生在中国传教6年之后更增强了他的决心和热情，他写信给弟妹们，希望他们参加到中国传教事业中来，他说:“亲爱的弟妹，来吧！过来帮助我们。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
（二）深入内地传教
戴德生第一次返回英国期间，时时盘桓在心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使中国内地千万人民有听福音的机会，中国人口众多，但信徒寥寥无几，内地省分几乎没有新教信徒。各新教差会来华教士总数本身就不多，而且都住在5个通商口岸。他想到这几万万人的灵魂的永远存亡问题，就在乎我们有否将福音带给他们。于是他毅然挺身而出肩负起向内地传教的领导责任。1865年，33岁的戴德生以自己仅有的十个英镑创办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宗旨是：不在中国沿海城市传福音，而要深入内地，叫没有听见的人得知神的救恩。
内地会的特点是：
没有限制和属于任何宗派的，只要是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有宣教的负担，条件合适的人都可以加入内地会。
目标是将福音尽快传遍中国，每进入一省即建传教站，然后向四周府县扩展。
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传教士要学习在生活、语言、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
传教不借政治势力而凭爱心，在教难中(在"扬州教案"和"义和团运动"中教会损失惨重，多名宣教士遇难)不要求英政府庇护，更拒绝人命赔偿，情愿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爱和宽容。戴氏认为，“向外国政府上诉不合圣经”，应“效法保罗的榜样，认为若有威胁的情况发生,应该通知当地官府，若没有成功，宣教士应单倚靠神。”内地会一直忠实地奉行此项政策，在民教冲突中不要求人命的赔偿。
着重宣教的心志多于其教育程度。内地会认为教育程度并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传教士的条件，内地会是会接纳。但其中也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如剑桥七杰等。
在经济上完全凭信心仰望神。戴德生认为神的仆人当凭信心生活，不借贷、不募捐、完全仰赖神的供给。正如戴德生所说:“我们现在所建议要作的，就是抓住神的信实，凭着信心前进。”
主张宣教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传福音，救灵魂。其他以文字、教育、医疗等方式去影响中国，均属次要。差会的主要目标不是招收教徒，而是面向全世界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
许多的内地会传教士响应戴德生的呼召，为拯救灵魂的缘故，深入中国内地，到下层社会传教，愿意过艰苦生活，及忍受任何遭遇，尤其许多女传教士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五、结语
在二十世纪在华的新教差会中，戴德生以其信心、劳苦和坚守原则闻名。当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提倡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1845-1919)的传教模式。把目光转向官绅阶级，通过行医办学与社会改造的方式使中国昄依依基督教，而戴德生及内地会的工作对象始终是社会下层的民众，始终把拯救灵魂和个人得救放在工作首位，强调属灵的力量，不赞成一切“世俗”工作。
内地会的这种基要主义立场曾遭到不少人的批评，认为它过时、僵化、脱离现实。这种对属灵的强调而忽视社会关怀的倾向，似乎使基督教教义显现得不那么活泼丰满，给人以一定的距离感。它在一段时期得不到人们，尤其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赞同。但是，从宗教信仰看，内地会则坚持了基督教的原则，这是使宗教保持其神圣性和超越性的坚实基础。因此，保罗柯恩对内地会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内地会所坚持的严格的属灵原则直到今日仍是中国教会的祝福，它们帮助大多数的中国教会在五彩缤纷的时潮冲击中守住了合乎圣经的信仰，这是一项无法磨灭的贡献。”
六、对本书的评价
本书各章节常以名言或故事引言，深入浅出，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文字简洁，同时较为详尽地记载了戴德生的生平，十分深入地刻画了人物形象。比较全面的展示他的性格特征。将戴德生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献上一生的种种经历，不论是生命上的改变、险阻中的学习、祷告生活的操练、灵命的更新和突破，以及感人的爱情故事，一一展现读者眼前，希望透过他的见证，感动更多信徒都能为基督的福音而献上自己。作为一本传记，本书也避免了主观色彩过强的大段评论，基本上保持了对所评传的人物较为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
但是，在编排上，本书只有二十万字，却分为四十八章，由于章目太多 ，显得每章内容不够充实，也使主题显得不够突出。另外，本书在记载内地会在华的宣教过程中，引用的文献及数据几乎没有，使得本书缺乏说服力。作者作为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监督员，显然站在护教的观点上，使得本书显得不够中立。
七、参考书目
1、史蒂夫，《挚爱中华——戴德生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
2、 郭熹微，《试论中华内地会的产生及特点》[J]，载《世界宗教》1996年第 1 期。
3、柯文，《戴德生与李提摩太宣教方式之比较》[A]，载《基督教入华百七十年纪念集》[M]，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7年。
4、 卢逸斯著，乐恩年译，《属灵的秘诀—戴德生信心之旅》，香港九龙: 海外基督使团，1995年。
注：《挚爱中华——戴德生传》
作者：史蒂夫（Roger Steer）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06年
（本文作者为福建一名基督徒，文章为他的读书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