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社会慈善家卞秉彬谈对中国教会发展的建议

11月底，中国基督教第十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卞秉彬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间隙，这位基督徒社会慈善家就当代基督徒的使命与担当等问题与福音时报同工进行了讨论。

上世纪90年代，卞秉彬放弃了安稳的国企工作，虽有恐惧纠结，依然坚定地想要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本世纪初，他置身于当时并不被大众看好的互联网行业，创办了互联网人力资源行业协会，他说他不是自顾自地工作，他要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他在中国提出和宣扬“不会跳槽的人是可耻”、“就业权就是人权”等观念，给国内的人力资源管理带着革新；在追寻着人生价值的道路上，在事业名利爱情的大丰收之际，他突遇致命的打击：得了忧郁症，有了癌细胞……

五年的谷底经历之后，这位基督徒已然脱胎换骨，从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上，转而投身到慈善公益事业当中。2015年，他创立了上海慈善基金会“艾滋病专项基金”，多方奔跑筹措资金，并多次举办慈善活动，致力于帮助被视为当代麻风病的艾滋病患者们。他说，今日的基督徒绝不能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无动于衷，那绝不是基督的精神。

作为一名基督徒，作为应邀参加会议的代表，卞秉彬说自己有义务与责任为推动教会发展和改革尽上自己真诚的建议。他说，“作为社会团体中的一个，教会需要和其他的团体一起与时俱进、不断变革，承担时代重任，迎合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他将自己的建议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1，教务管理需要国际化

当今中国基督徒在寻求和实现自己的使命时，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世基联（WCC）对全世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也和中国教会有联系和互动，但很多的沟通工作需要显出果效来。希望中国教会在与国际基督教机构的互动上能够有所改良，切实地做一些工作，与他们产生共识。如果在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上，中国教会可以做些事情，那么对于国家的外事工作将会有积极的意义。

从内部的管理和典章来说，可以参考国家相关团体中的优秀典范，世界许多著名教会的管理案例也能成为我们创新和补充自己的标准。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特色，在坚持自治的前提下，与国际教会实现对话与对接。

2，信徒服务需要社会化

在社会舞台上，无论是在引领一种道德规范、建造一种诚实的良知和爱心、还是服务社会大众的方面，我们所做的，远不如历史的当初。真正有示范性效果、有建设型的推动和奉献型的建造，这样才真正称得上是践行信仰。一个合格的信仰者所作的事情，或许在某些人看来是愚拙的，但却是神的美意和智慧。

中国教会对于自身的使命和特质，要有所践行，有接地气的方式和形态。举例来说，中国妇联的任务是帮助妇女和儿童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教会内有服务孩子的侍奉，可以和妇联联合，帮助教会内妇女儿童权益的落实，让他们成为社会的楷模。在教会里有一些项目，如：儿童学英语、乐器等艺术都是免费的，在社会上则需要请私教，而我们可以携手妇联帮助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获得教育资源。教会可以和社会相关团体互动和联合，使国家政策得以更好地扩展和落实。

3，教务人员需要属灵化

作为教会，永远要看《使徒行传》，真正教会的标杆是使徒行传的教会，里面的教会建造经历，是上帝对于我们的引导，当人想要扭曲信仰准则的时候，上帝也会亲自带领教会走出埃及地。

如今中国教会的建设，应该以这样的准绳，在信仰上扎根、履行我们的责任，在教会的扩展和同工队伍的建设上都显出生命力。并且，要在《使徒行传》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建立教会，显出“中国特色”。

从教会历史中不难发现，教会有其时代的烙印，但也有走出烙印的能力，我们要单单仰望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不要去纠缠众人的问题，也不用参与教会与教派之间的互相指摘，而要引导、组织和推动大家，去承担社会的责任和使命。

4，教务工作需要法治化

在民主和法治化的国家，基督徒要承担公民的责任，在国家法治化管理的过程中不要成为落后者，并且要向模范的社会团体来学习，凝聚一群人并加强管理，在法治的轨道上来做事情。家庭教会或者在“两会”之外产生的教会团体，首先要立足于法治化建设这件事情。如果自身的管理能力影响了法治化建设，那么教会的成长和发展需要检讨，任何事物的发展必须迎合历史的发展，找出其时代特征，以及能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如何让更多按照《圣经》的教导自发成立起来的团体，归入到“两会”的体制下，一起接受法治的监督和引导？前提是，教会要合法合情合理地部署好内部管理工作，确保自己的事情和决策都起到积极、合法、有效的作用。“两会”在自身的发展和事务管理上，跟上时代的发展和需要。

如果三自和家庭教会确实是时代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归纳为如何发展教会议题中，而不仅仅是把他们对立化，对立只会使教会发展受到阻碍。这样的方式，还能杜绝那些藉着办教会来谋求私利的团体和个人，以免给教会带来负面影响。只有在合法的纲领下，以爱为联结，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