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来华首位西医和传教士——伯驾
关于伯驾，是我在纂写《创中国近现代医学“六个第一”的“女梁启超”和“巾帼伟人”——张竹君》一文时，查考历史资料得知的。但是囿于当时的资料、知识和精力有限，只知道伯驾是首位来华医疗传教士。最近有暇查阅了十多本有关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的著作和资料，总结、归纳了一下，在此与亲爱的读者分享。
伯驾（Peter Parker）是美国美部会（美国公理会海外传教差会，是美国新教最早的海外传教差会）的传教士，也是来华的第一位医疗传教士。1834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又被按立为牧师并被派往中国传教。他后来脱离美部会，直接担任美国驻华外交官，为美国在华的利益服务，在早期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由丁光训、金鲁贤主编的2008年版《基督教大辞典》中介绍：“伯驾（Peter Park，1804-1888）是美国基督教新教公理会传教士，生于马萨诸塞州。曾在耶鲁大学、纽黑文神学院学习，获医学博士学位。1834年被公理会按立为牧师。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来中国，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又称新豆栏医局），与裨治文共同创立中华医药传教会。鸦片战争后以美国专使顾盛之译员及秘书的身份参加订立《望厦条约》，主张向中国攫取传教特权。1847年任美国驻华代办。1855年（咸丰五年）任美国驻华全权代表。1857年返回美国。”这是中国基督教新教组织对于伯驾来华传教的简单概括。
这里要说明一下，《基督教大辞典》中所介绍的伯驾卒于1888年，在其他的多数著作和资料里面也是这样介绍的，如谭树林著《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华医疗事业影响述论》等，有的文献资料说是在1889年故去的，这个无碍大局。
1804年6月18日，伯驾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弗兰明罕的一个小农场主家庭，15岁时受洗加入教会，并有志于海外传教。伯驾大学就读于著名的耶鲁大学，医学毕业后进入纽黑文神学院（New Ha- ve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神学。其间，他向美部会提出到土耳其或者中国当传教士，美部会随即接受他的申请，要他前往中国。1834年5月16日，伯驾在费城被按立为牧师，6月1日在纽约被任命为传教士，6月3日便免费搭乘“马礼逊号”商船，与奥立芬全家一道从纽约起程赴中国。同年10月26日，伯驾抵达广州，受到裨治文等人的欢迎，住在奥立芬家中。在广州短暂停留后，即转赴新加坡，在那里学习中文，开设诊所行医传教。
1835年9月，伯驾返回广州，在英美商人的支持下，在新豆栏街上开设了一间眼科诊所，名为新豆栏医局（Ophthalmic Hospital），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西医院。至鸦片战争前，眼科医局已接诊了一万余名患者。这小小的眼科医局就是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
后来，这家医院更名为博济医院，这是在中国本土开设的第一间正规西医医院。180多年来，经历战火焚毁、迁址重建、数次易名，从眼科医局，到博济医院，再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这家横跨三个世纪的古老医院，创造了中国西医史上众多“第一”的纪录，见证了中国西方医学从萌芽生根到枝繁叶茂的发展过程。在中国西医史上，1844年，博济医院伯驾最先开展了经会阴膀胱切开取石术，这是中国泌尿外科史上的第一台手术。当时性病、膀胱结石、阴囊内疾病是泌尿外科专业的主要疾病，随后又开展了肾、输尿管切开取石术。国父孙中山在献身革命事业之前，曾有意行医济世。他曾经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就读过一段时间，这是他接触医学教育的开始。当国父在1886年秋天进入这所医校时，博济医院的创办人伯驾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
当伯驾在美国于1834年6月1日在纽约长老会教堂被任命为传教医生时，美部会负责人宣读了一份声明，内中有这样的两段话：解除人民肉身的痛苦，你也随时可用我们的科学技术帮助他们。但你绝对不要忘记，只有当这些能作为福音的婢女时才可引起你的注视。医生的特性决不能替代或干扰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的特性，不管作为一个懂得科学的人怎样受到尊敬或是对中国传教有多少好处。伯驾当即向大会表示：我可用我的一生给百万中国人的肉身需要施医给药，虽然我有理由重视解除肉身的痛苦这个愿望。可是，千年之后，肉身的痛苦依然如故，效果甚微。倘若能与灵魂联系起来，那就有万世不易的重要性。中国的需要是巨大的，我最大的荣誉是，我到（中国）去是作为耶稣基督的传教士。（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42页、第一章，传教士的东来。）
从以上不难看出伯驾到中国来的主要使命就是治病救人、广传福音。伯驾的眼科医局开诊后，六个星期之内就有四百五十人到该医局就医。鉴于此，东印度公司的哥利支医生于同年冬天写了一份“呼吁书”，要求英美尽可能多派遭传教医生到中国来。“呼吁书”写道：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们，为了改善中国人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的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之后，伯驾参与了一系列在华的有关组织和活动。1837年3月10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在广州举行了第二届年会，仍推举查顿任会长，增补伯驾、林赛（胡夏米）等为委员。（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29页）
清道光十八年（1838）2月21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哥利支被选为会长，伯驾为副会长，宗旨为通过在中国人中间行医来推进传教事业。后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设立医院和小型诊所数十处，广州博济医院即为该会所办。光绪十二年（1886）成立中华博医会后，该会停止活动。
同年4月，由哥利支、伯驾和裨治文三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该会的“宣言”，内称：第一项公开行动，即成立一个新会社的组织，已经完成。本会的宗旨，如同在成立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指出的，是要鼓励在中国人中间行医，并将赐予我们的科学、病例调查和不断鼓舞我们的发明等有益的知识提供一部分给他们分享。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将有助于推倒偏见和长期以来所抱的民族情绪的隔墙，并以此教育中国人，他们所歧视的人们是有能力和愿意成为他们的恩人的。我们称呼我们是一个传教会，因为我们确信它一定会推进传教事业。利用这样一个代理机构，就可铺更高处的道路，赢得中国人的信任和尊重，它有助于把我们同中国的贸易及其一切往来置于更想望得到的地位上，也可为输入科学和宗教打开通道。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好处是医学科学移植于中国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第二个好处是可用这个方法搜集情报，这将对传教士和商人都有极高的价值。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可与人民交往，可以听到大部分真实情况，回答我们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我们感兴趣的。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传教士中比较普遍，就是“传教士与所在国的利益是一致的”。1839年初，铁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查禁鸦片。在广州主政期间，林则徐的痼疾疝气复发。广东商人伍浩官建议他看西医，并推荐了“新豆栏医局”的美国医生伯驾。从他居住的越华书院到新豆栏医局，用马车约需要半个小时。然而路途尚不是问题，主要是此时与“夷人”战和未定，林则徐毕竟是中国要员，此时请“夷人”看病不妥，遂通过伍浩官转给伯驾一封信，请求“开具治疝处方”，遂请下属与之商请。
也有一种说法是伯驾用中文客气地给林则徐回信，建议病人绑扎疝气带，并由他亲自绑扎。但是，林则徐不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西医就诊，于是派了一个身材与其相似的人前往新豆栏医局。美国人乔纳森·斯潘塞在《改变中国》一书中记载，此人自称“林则徐的弟弟”，并说自己身材与他相近：“凡吾适合之托带，必然适合吾兄。” 据伯驾回忆，前来就诊、托称为林则徐之弟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林则徐自己。据考，当时林则徐的弟弟并不在广州，而是在福州家中。（参见2019年法治周末报社《林则徐与美国医生的译法旧事》）
伯驾十分重视这次机会，特别为林则徐建立了一张编号为6565的病历卡，不但为林则徐诊治旧疾，同时记录了和林则徐的交往。同时，林则徐的病历被记载在1840年4月的《中国丛报》里，是目前保存下来的中国最早的西医病历。伯驾曾想请林则徐直接到医局看病，想劝说林则徐同英国政府妥协，以取得“光荣的和平”，但未能获准。下面是那张“病案”的主要内容：林则徐，疝病，钦差大臣，前湖广总督，即今广东、广西两大省。从医学上看，这个病案没有值得可以引起兴趣的地方。事实上，这位病人从来也没有见到过，但是我想，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样两个大国间破裂的近因。据报告，带送去给钦差大臣之后，健康状况良好，只有当他咳嗽时肚子上的东西较易滑落。从他所说的症状看来，他似乎还有气喘，我给他送去了一些药。为了向我道谢，他送来了水果等礼物。还要附带提一下，钦差大臣特别垂询了有关眼科医局的情况，他被正确地告知了这所医局的情况，说明这所医局是同在别国的医局相似的。他听了之后表示赞许。以上摘引自《中国丛报》1840年4月，第624-639页。
据载，林则徐曾请他译述《各国律例》，也曾垂询鸦片的危害。伯驾非常重视和林则徐建立起来的关系，想借机调停中英冲突，规劝林则徐接受英国的条件。他给林则徐写了一封长信，企图说明中英之间的紧张形势是出于中国的“误解”，英国的要求是公正的，若中国不允许的话，后果将是流血。最后他还恫吓利诱兼施地写道“英国已在世界各地占领了许多国家，恐怕也想占领中国，但是我保证英国仅是希望按照所能缔结的‘光荣条约’上所规定的进行贸易。条约一旦签订，英国就不会允许英国船只运送鸦片，也不会推许其臣民贩卖鸦片，其结果乃是双方有利”。他甚至想通过担任林则徐翻译的梁进德的关系直接拜谒林则徐，并提出愿意担当中英冲突的调停人，但都被林则徐拒绝。
1839年4、5月间，所有在广州的外国人都被限制在夷馆内不得外出，医院的经营也被迫中断，伯驾医生只能私下里为几位患者治病。外国人被解禁后，他仍然这样悄悄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他私人寓所求医的患者数量实在太多了，他便买下最近英国医生腾出来的广州诊疗所，这是一家比眼科医院更为综合全面的诊所。
1840年，这座省会城市里的政治冲突不断升级，伯驾医生意识到有必要关闭医院，在当年的7月5日乘坐“奈安迪克号”（Niantic）前往纽约。在美国期间，他始终怀着发展在华医学传教事业的目标，为此目的，他在费城、纽约、波士顿及其他各地做了大量公开演说；1841年4月17日，他乘船去英国。在伦敦居住6个星期后，他相继拜访了剑桥、伯明翰、利物浦、格拉斯哥和爱丁堡，获得了很大的同情和鼓励。与此同时，他到巴黎做了一次短暂的访问，然后返回美国的费城度过了大半个冬季。在离开中国后，他结了婚，后又同夫人一起返回中国，于1842年10月4日到达，次月5日，他们在广州安顿下来。
1843年1月1日他重新开始了眼科医院的工作，利用一部分时间进行英语讲道。1844年3月，他和裨治文博士一起担任刚刚到达中国的美国公使团的秘书。公使团由顾盛（Caleb Cashing）率领，于7月3日签订了中美之间的《望厦条约》（The Theaty of Wang-hea）。8月末因公使团离开，他暂时被免去秘书的职务。1845年的最后一天，他出席了在广州附近的普安堂（Prantang）举行的条约交换仪式；随后担任美国驻中国的代办。1847年他终止与美部会的联系。美国专员德威士先生（Mr.Davis）于1848年8月到达后，他辞去了代办的职务，继续担任公使团的秘书和翻译。德威士先生于1850年5月24日离开中国后，伯驾医生又恢复了代办的职位。1853年3月27日，他与马沙利（Marshall）专员乘美国汽船“萨斯奎汉纳号”（Susquehanna）到达上海。4月2日，他们启航前往南京，却因扬子江水浅而受阻，于4日返回上海。4月29日，他乘坐“拉里斯顿号”（Larriston）汽船去香港，轮船于5月2日午夜在闽江口失事，然而幸运的是他最终安全地到达香港。1854年，他与新来的美国公使麦莲先生（Mr. Maclane）前往白河（Pih-ho）河口，英美公使要求在首都讨论合约的联合申请在那里获得批准。他们从10月15日停留到11月10日，在此期间，伯驾医生和英国译员麦都思先生多次与岸上的清朝朝廷官员会晤。1855年春，伯驾前往美国，并被任命为美国驻华专使，同时，他将所开医院移交给克尔博士（Dr.Ker）管理。他担任专员一职直到1857年，当年他离开中国返回故乡，一直住在那里。
伯驾医生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主要有两部：一部是《关于在华医院的综述》（Slatemens RespechingHo hals inChina），正文前面是一封写给医学博士、受丁堡皇家学会的副会长约翰·阿伯克龙比（John Abererombie，M.D，V.P.R.S.E）的信，共32页，伦敦和格拉斯哥，1842年版。一部是《广州眼科医院报告15份》（Ffieen Reports Hospital at Canton），这些报告不定期地在广州和澳门出版，有时一个季度、半年、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以独立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同时被收在《中国丛报》的第4~20卷中。
“总体而言，行医是传教的一种有效手段，但是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中，行医与传教之间的关系亦表现得颇为复杂，有时教士的行医活动不仅不利于传教，甚至可能给传教事业带来灾难，异文化间所具有的排斥性在传教士为人治病失败的时候会凸显出来，从而成为冲突的导火索。而且，治疗身体毕竟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使人入教。手段与目的之间可以相辅相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董少新著《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第60页）
综上所述，伯驾和其他许多外国来华传教士一样有着医生、传教士和为本国侵华做事的“双面人”的特性，但他以医生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行医传教这应该是主流。这种方式在消除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误解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用手术刀打开了在中国传福音的大门，同时也为西医引入中国作出贡献。伯驾于1834年来到中国做传教医生，直到1857年他卸任美国驻华公使后离开中国，在华时间长达23年。他在政治上的功过本文不予评说，但是他不畏艰难，来到中国“拓荒”，开辟以医传教的途径，对基督教新教的传入、透过新的西医药物和手术使患者认识基督、接受基督教信仰，对于西医、西药、西方近代医院制度引入中国及培训华人医生和护士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追溯和纪念的。
（本文作者为福音时报特约撰稿人。）
